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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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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篇巨著”获得成功以后,大家都断定,司各特的财务困难已经过去,慈善机构又开始要他捐款。他拒绝签名加入文学基金会,并解释说:“那些人的品德和贫困是我所知道的,他们的需要太大了,我所能拿出来改善他们处境的钱要比我想支配的钱少得多。”对于司各特来说慈善事业是从最近的邻居开始的,他让穷困的人从他的几乎空空如也的钱包里拿去的钱,和当初从满满的钱包里拿去的一样多。莱德洛说:“心地善良的确是瓦尔特爵士身上的主要品质。” 著名美国演说家和国务活动家爱德华·埃弗雷特和作家一起在阿博茨福德散步时发现,司各特向当地一位居民询问他的亲戚的身体如何,而这位居民对他连声道谢不已。埃弗雷特猜想,这样强烈的感情流露的原因一定是司各特曾借给他钱或对此人做过好事。司各特回答说,穷人的感激使他感动,更甚于他们不感谢使他惊奇的程度。司各特解释说:“人们常常埋怨说,对谁做了好事,可是他连声‘谢谢’也不说。但我只要想起我们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那么人家为了一点小小的好事就一辈子感恩不尽,就特别令人难受。”1830年8月,他再次在巴克柳公爵面前为他孩子们的老师乔治·汤姆逊说情,为他谋求一个薪水高而清闲的职位;次年1月又再次帮助已故的弟弟丹尼尔的非婚生儿子,虽然这孩子不会从司各特以前为他做过的事情中吸取应有的教益。 1830年11月,司各特离开高等法院,不再领取1300英镑薪金,而只拿840英镑退休金。内政大臣想弥补差额,每年付给他500英镑补助,但司各特不肯接受。他向一位熟人解释说:“补助会大大败坏我的名声;我认为,我最好保持独立性。这样,如果需要对同胞们说话,才能有权勇敢地直视人们的眼睛。”由于这一拒绝而吃苦头的只有安娜,她写信给哥哥瓦尔特:“爸爸身体很好,但老是唠叨削减开支之类的事,因此和他在一起不十分快活。只有他的狗陪伴我们。但爸爸身体并不很好。” 他对索菲娅说:“我觉得今年我比过去20年都老得快。”现在他连骑马也不感到任何乐趣了:“当你被别人像一袋小麦那样拖到马鞍子上时,真是够丢面子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走路脚痛,活动活动身子又是必须的。” 一个从小住在阿博茨福德的名叫约翰·尼科尔森的年轻人在管家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退职后,成为达格里什的继任人。医生告诉了约翰,在必要时如何使用双刃小刀。这一预防措施被认为不是多余的,因为司各特现在经常住在请医生至少要花12小时的地方。1830年11月末发生了特别使家人担心的事。那天中午家里有客人来吃饭,司各特放纵自己多喝了些威士忌。从桌旁站起身来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到卧室去睡觉时他突然失去知觉,倒下了,在地板上躺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听到他摔倒的声音,他醒来后自己站了起来,挣扎着上了床。这一不幸被归咎于无辜的饮料,于是医生让司各特更加严格地控制饮食;他向詹姆斯·巴兰坦诉苦说,他想出国去几个月,因为“小说之父菲尔丁和斯摩莱特最后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结局完全符合我这一行的精神。” 这些计划使凯德尔和巴兰坦感到可怕,他们赶紧来到阿博茨福德。 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司各特情绪很好。他刚刚得知,债权人已把阿博茨福德的全部财物赠给他了,这是“为了以最好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他的最高尚行为评价多么高,并为了感谢他为他们已经作出并继续作出的无与伦比的、极为成功的努力。”但第二天早晨,客人们便感到惊慌不安了。司各特把不久前完成的一篇政论小品文托付给了巴兰坦,这篇文章是反对关于国会改革的法案的,这项法案震动了全国。辉格党人激起群众的本能,并提醒了无财产的阶层:如果他们支持这项法案,便能捍卫自己反对暴政的自由。1832年关于国会改革的法律充其量只是把政权从大地主手中转交给工业巨头,而在国内生活中过去属于粮仓的地位现在已被工厂所代替。 但是,印刷商和出版商刚要劝他不要过问政治,司各特就固执起来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当时三个最好的朋友——莱德洛、凯德尔和巴兰坦都成了辉格党,后两人得知他彻底反对国会改革,都感到厌烦。凯德尔说,司各特落后于时代了;巴兰坦同意凯德尔的意见,接着便是激烈的争吵。凯德尔指出,发表这篇小品文将使作者的名望化为乌有,司各特是企图逆水行舟,甚至“宏篇巨著”的成就也会受到威胁。司各特却坚定不移。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由巴兰坦在自己的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但尽量将作者的名字保密。过了几天文章的小样排出来了,和它一起送来的还有印刷商关于逻辑和材料的叙述方式的意见。意见很多,而且都是实质性的。司各特把小样烧了。他承认,他的坚持部分原因是由于虚荣心和固执。 到1831年初,司各特几乎毫不怀疑,他经受了第二次中风:连他自己也注意到,他说话有时语无伦次,含混不清,精力日渐衰竭。但他仍保持着毅力。有一次郡法院开庭时,犯人企图逃跑,司各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抓住了那小伙子,并声明说,他只有跨过老头子的尸体,才能逃得出去。1831年3月21日他还在杰德堡向群情激昂的拥护改革的人们发表讲话。他说得很小声,显得没有信心,聚集在法院大楼里的人们不断吹口哨和起哄,来打断他的话。 司各特把改革法案的作者们比作一帮小孩子,他们想把钟表拆开,认为他们能比钟表匠装配得更好,结果首先便把弦弄断了。这一比喻不合大厅里的政治钟表匠的口味,他们吵嚷起来,吵嚷声淹没了司各特提出的决议案以及他对这些新出现的空想家们说的话:“对于你们的瞎嚷嚷,我的兴趣不比对被追赶的鸭子的叫声兴趣更大。”司各特离开时,他身后响起了几声口哨声。到门口他回过身来,鞠了个躬说:“Morirutusvossaluto。”但他所面临的事要比在角斗场上更糟。 1831年头几个月,他忙于向威廉·莱德洛口授小说。每天早晨他6点45分起床,答复来信,9点15分坐下吃早饭,大多数情况下只吃一个蛋。然后威廉在他口授下写到一点钟。据莱德洛认为,司各特写这部小说时的劲头不亚于写《艾凡赫》时。下午1点钟,司各特进行时间不长但使他感到难受的散步,经常是由波尼马驮着他,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 3点钟他坐下写《日记》及做一些文学方面的其他小事。午饭在4点钟端来,有汤、一块熟肉和一杯啤酒。然后司各特休息一会儿,给自己斟半小杯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6点钟莱德洛来,他又口授到晚上九十点钟。一天中至少六个小时用于口授,最后以一盘燕麦粥加牛奶结束。 这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对他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怎么能不给朋友应有的殷勤招待呢?当专区法官米多班克勋爵在阿博茨福德小住时,为他举行了午宴。为了能在桌旁坚持坐到席终,司各特喝了几杯香槟。就在这天晚上临睡前,他又一次中风了,比前两次更为严重。医生规定他只能吃通心粉和面包瓤,司各特感到与其这样,宁可饿死。“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与其过我现在这样的日子,还不如死掉的好。万一我身体不能好起来,那么恐怕到那个星期我就得到阴间去领圣餐了。”中风后过了几天,他这样写道。但过了两个星期,他感到稍为好些了:“我相信,人类的一多半是不会仅因害怕而自杀的——特别是那些受到放血和斑蝥硬膏折磨,并受到咒骂的人。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主要是身体受苦,而不是精神。我常常想,最好睡着后永远不再醒来。但只要有力气,我能够忍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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