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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什么是存在主义？就是一个人感到恶心、厌倦、彻底摆脱了存在的义务，并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的那种欢乐。

　　萨特和波伏娃奉献给从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的公众的哲学，是要使公众接受其现状，并战胜1939年至1945年间世界所蒙受的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包括对战争的厌倦、厌恶，对万恶的集中营的披露引起震惊和被占领时的屈辱。

　　在这种精神创伤中灾祸接踵而至，简直使人觉得这些灾祸永远也不会消失了，饥荒、奴役、酷刑、专制暴政、屠杀、告密。世人良心上负疚累累，记忆中恶梦重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出现了，它似一股台风驱散了迷雾，吹走了疫气，消除了毒素，使人们的生活重新恢复了正常。它把在五年里使世界一败涂地的魔鬼赶走了。敢于正视厌恶的心理，并在接受它的同时战胜它。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应该引起对抗人类状况的荒诞性，敢于把它看成既非强加，亦非命中注定和最终不变的，人是自由的，负有责任的，能够超越过去的行为，能够使“善”获胜。对于许多善良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创新。

　　存在主义的诞生一方面激起天主教徒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憎恨。对存在主义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家们攻击其存在的原理，文学家们攻击其美学。他们指责存在主义使年青一代非道德化，同时又指责它是寂静主义，指责存在主义是悲惨主义，是堕落的。

　　这是那些攻击者们不理解存在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和存在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于习惯于以阶级、等级，或根据宗教传统进行思考的公众来说是太难理解了。“真诚”的概念是抛弃一切谎言、借口，一切幻想，一切恶意，一切正当不正当的理由，更使他们胆怯。

　　且说在占领时期，位于塞纳街、圣父街、参议院和太妃街之间的这个区住的几乎都是外省人。使得大批知名作家和梦想成名作家的人，及艺术家、电影工作者、演员云集到咖啡馆里来，利浦、花神咖啡馆、皇家桥酒吧、雅克街的绿色酒吧都是知识分子以及本区的几个政客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咖啡酒吧保持着一种古香古色的风貌，顾客也都是本地人。

　　解放不久，这个沉睡的区苏醒过来了。它成了年青一代的活动区。成千上万的格子衬衫，小裤管裤子，横条纹短袜和篮球鞋——新奇的服饰——出现在巴黎街头。人们很便宜地买到这些东西。只需把头发剪成美国兵一样的短发，一种新外型就诞生了。女孩子们穿黑色对折短裙，黑色紧身衫，根据朱莉亚特·格雷柯的发明蓄长而平的发型。

　　在雅各大街的绿色酒吧，一群人抱怨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喝上一杯酒的地方，跳跳舞。在这群人中，有刚获得瓦莱里诗歌奖的安娜—玛丽·加托利，与她形影不离的女朋友，朱莉亚特·格雷柯，未来的电影艺术家亚力山大·阿斯吕克，年轻的喜剧演员马克·多莱尼茨，还有一些年轻演员和年轻画家。

　　绿色酒吧的老板为他的顾客们开辟了一个他们所寻求的角落：酒吧的地窖。当朱莉亚特·格雷柯，安娜—玛丽·加托利，亚力山大·阿斯吕克走进这个用来放杂物的地下室时，看见房梁上写着：“塔布”两个字。使馆的年轻参赞弗雷德里克·肖沃鲁是聚会的资助人，海军司令的侄子罗伯尔·奥布瓦诺负责看门。

　　社会部长克里斯蒂昂·比诺的儿子阿兰·凯尔西成了钢琴演奏员。他用钢琴演奏爵士乐，钢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进地窖的，他们把地窖改成一个酒吧，靠透进来的光照亮，倒不是喜欢昏暗，而是为了尽量少花钱。高脚圆凳高低不平，软垫长凳在黑暗中还算过得去。加托利，格雷柯和多莱尼茨被推选负责饮料，饮料只有可口—罗姆酒。“塔布”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它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晚上10点，朋友们走进地窖，涌入狭窄的小通道，跳起快速的爵士舞。博里斯·维昂同他的两个兄弟组成一个乐队用小号演奏。

　　不久，全巴黎的知识界都到太妃街33号的地窖中去冒险。在那里可以看见格雷诺·梅洛—蓬蒂、加缪、勒马商以及画家、音乐家，都相聚在此，一大群摄影师慕名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格雷柯、加托利、多莱尼茨的三重奏成心要把地下酒吧搞成一个闹哄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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