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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塔布”出了名，颇有名气的《星期六晚报》周刊的主编派了一名记者前去采访，记者在两三个“塔布”常客的帮助下，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1947年5月3日，“塔布”简直被传奇化了，它的成员们都成了“存在主义者”。

　　博里斯·维昂在他的著作《圣日耳曼·德佩的体力劳动者》中证实，对这个区的大肆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让萨特的著名文学作品和西蒙娜·波伏娃的著作。人们不再把他们俩分开，有关他俩的传奇越来越多，圣日耳曼·德佩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存在主义地窖”开始增多，年青人在那里跳舞，自称是“地窖老鼠”，让萨特被封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被称为存在主义圣母。一个很多人都不懂的哲学概念被与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混在一起了。法国和外国报纸上也讲得含混不清。“存在主义地窖里尽是奇怪好斗的狂饮乱舞”，《新闻》报这样写道。《洛桑报》谴责“塔布”的常客：“塔布实际上是一支乐队，20对男女，一群抽搐的有气无力的人，在一块三平米的空间里跳舞。毫无价值，令人恶心。有人称此为：‘存在主义’。‘塔布’里的年青人为他们的恶心发生了兴趣：‘这是巴黎下层的年轻人，那里是仇恨、妒忌、愚蠢以及最庸俗的性欲的集中体现。这就是存在主义的面目。”报上出现了最矛盾的标题，“圣日耳曼·德佩的两性关系太过分了”，或“伊义多尔·伊苏想在巴黎最贞洁的区圣日耳曼·德佩做爱”，或“存在主义内部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发生，是令人反感的”。这是一场可笑的轶事的竞赛。一个记者说他的女佣人在清扫他的办公室时竟向他借《自由之路》。“见鬼去吧，存在主义者！”成了一句时髦的骂人话。还有什么存在主义画，存在主义政治经济，存在主义帽子。

　　萨特和波伏娃性喜美食是尽人皆知的，他们喜爱的东西：猪肉食品，腌酸菜，炸牛排，奶酪，成了存在主义的闻名小吃。人们重复着作者们的话。诗人雷翁—保尔·法尔格声称：“这是一钱不值的哲学！”

　　伊夫·岗东说：“存在主义是废物主义。”左派与右派都把存在主义视为一种有害的哲学，认为它抛弃了生活的欢乐，推翻了一切价值系统。

　　安德烈·纪德看到自己的青年人导师的角色被取代，大为恼火。加布里耶·马赛尔，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举行了一个题为“从布痕瓦尔德到让—保罗·萨特的堕落的技巧”讲座。有人说：“萨特公司依靠广告控制了文学市场，荒诞的卡车队每天满载存在主义的产品出发。他们用他们的‘无烟煤’充斥着国外市场。书店的橱窗里，报纸的头版上，公共大厅里，‘无烟煤’比比皆是，堆积如山，这是多好的买卖。”

　　“对于那些不是这个社团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保密的哲学”，另一位记者这样写道，他认为存在主义的成功得力于缺乏教养、胆怯和破坏句法。人们放心地撰文，那只不过是诞生在咖啡馆长凳上的装作艺术家的人的游戏，在咖啡馆中，未来的洛可丁们面对他们的咖啡杯第一次感到了恶心。保尔·居特在《费加罗报》上声称“存在主义是圣日耳曼·德佩花神咖啡馆里，圣·伯努瓦街和雅各伯街中流传的一个词”。

　　他以一种奇怪的杂乱无章的方式提出：“存在主义的先驱是：康德、巴斯卡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克尔凯歌尔、谢林、加布里耶·马塞尔”。“一种抽象的哲学被冠以存在主义的粗俗名字”。

　　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然而谁是存在主义者呢？

　　“首先就是西蒙娜·波伏娃女士。她有特殊的历史才能，她住在路易斯安娜旅馆5号房间。她也是一位老师。她留着大学生似的发辫，有一对闪闪发亮的美丽的黑眼睛。”这是一个记者说的。

　　“她写小说、哲学著作和剧本。《白吃饭的嘴巴》目前正在巴黎上演。一位素不相识的名叫雷隆的人为了排演该剧给她送了10万法郎，她接受了。这人是一个骗子。几天之后，警察敲开了路易斯安娜旅馆5号的门，前来逮捕《白吃饭的嘴巴》的作者。当时警察看见一床被单在晃动，结果很奇怪地从被单下发现了萨特先生。”

　　一年之后，人们还是在这个《费加罗报》报上看到：“存在主义，有人告诉我们，垄断了伽里玛出版社，它拥有《现代》月刊，它的首领让萨特先生，以一部叫作《伤寒》的影片占领电影院之前，已经夺取了两个剧院。魏尔伦剧院在上演《禁闭》，安托万剧院上演《毕恭毕敬的妓女》、《死无葬身之地》，令人恐怖。每当晚上，总有些观众感到不好受，有人叫喊，有人摔门而去。舞台上回响着受保安队刑法折磨的抵抗战士痛苦的吼叫声。萨特先生只想记住世界可怕又痛苦的一面”，等等，这篇文章的插图是一幅占了三个版面的漫画。画面上是萨特倚在皇家桥酒吧的桌边，西蒙娜·波伏娃在一张桌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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