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20)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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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萨特和波伏娃以及他们的朋友很少去夜总会，但经常去一些酒吧，他们有时喝多了，就发酒疯，雅克—洛朗·博斯特攻击所谓的敌手，萨特变得好斗，拒绝别人用小车送他回家。一天晚上，柯埃斯莱尔把一辆出租车的车门摔碰到加缪的脸上，加缪用青肿的眼睛瞪了他一眼，加缪喝多了爱发脾气。柯埃斯莱尔想勾引波伏娃，而萨特对他的妻子产生了兴趣，对米雪尔·维昂怀有“狂热的爱”，同她拉手散步，后面跟着博里斯·维昂；波伏娃对柯埃斯莱尔有过很短暂的爱情，她把他们的爱慕写进了《女客》。　　这个团体互相帮助，阿尔贝·加缪负责伽里玛出版社的《希望》丛书，出版波伏娃朋友的书：他的丛书第一本小说署名维奥莱特·勒吕克，书名是《窒息》，接着又出了一本雅克—洛朗·博斯特的小说《最后的职业》以及柯莱特·欧第的《人们扮演失败者》。萨特、波伏娃、加缪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最受欢迎而又被评论最多，遭受的诋毁也最多，他们后来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导师，有人热爱他们，有人仇恨他们，人们谈论的都是他们。　　萨特的继父死于1945年，由于母亲害怕再次享受到孤独的捉弄，在令人悲叹的波余帕特买了一幢房子和她的儿子萨特住在一起。　　从那时开始萨特退出了教师生涯，不再担任教授，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这种职业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这时他创作了小说《自由之路》，并在周年出版了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册《理性时代》，第二册《缓刑》。　　作为《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的特派记者。萨特赴美国大学进行巡回讲演。战后接触，交流重新开始，美国十分渴望了解法国知识界发起的运动。人们往往把同情的目光投向法国，法国，那正是人们企盼得到新思想的地方。在那儿，萨特的讲演一个接一个。　　他的工作几乎天天都是：撰写文章、接受采访、举办讲座，同时还要继续写作。他的周围被记者包围了。　　一个个问题扑面而来，什么是存在主义？　　纽约的繁华使萨特着迷，他看得眼花缭乱，如同中西部的农场主初到纽约一样。他跑遍了整个布鲁克林区、曼哈顿使他大开眼界。他时而在这家杂货店饮一杯桔汁，时而在那家杂货店喝一杯可口可乐。时而又在酒吧喝一杯威士忌。所到之处，人们围着他要他谈谈他的生活。他还结识了托洛斯基的秘书贝尔尼·伍尔夫，后者向他讲述了1940年托洛斯基被暗杀时的情况。而此竟成了他写《脏手》的主题。1947年1月25日，波伏娃也登机赴美。在《纽约人》报上专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欢迎这位“漂亮的存在主义者”访美，称她为“让—保罗·萨特的志同道合的女伴”。在普林顿大学，波伏娃的法语讲演使与会者听得出神：“作家应当介入生活，应当有所选择，应当有责任感。因为，作家是自由的”。4月15日，她来到史密斯学院，参加关于“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波伏娃已经开始了她《第二性》的撰写工作。后来这部《第二性》成为世界人们公认的著作。　　在美国，萨特堕入爱河，那个情人叫多罗莱斯，是一位女演员。战前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过，波伏娃曾在大圆顶的歌剧院欣赏过她的表演，她格外引人注目，战争开始后，她跑到美国，成为安德烈·布勒东的情人。后来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医生。萨特在纽约撩起了她的爱情。她决定离婚。萨特很爱她，但他不想打乱他人的生活平衡。多罗莱斯则企图独占情场。　　她从美国给萨特打电话，说她要来巴黎。她果真来了。　　萨特既要从缠绵的爱中抢救出几个小时来工作，又不想让波伏娃与多罗莱斯接触。　　这样，萨特和波伏娃搬到巴黎城郊的御港附近居住，在那里可以平静地工作。萨特有时在巴黎和多罗莱斯过夜。其余的夜晚，多罗莱斯常常哭泣着给萨特和波伏娃打电话，萨特终于让步了。末了，萨特陪多罗莱斯到达勒阿弗尔，她在那儿启程回美国。然而，生活的温情却迟迟才恢复过来，萨特和波伏娃都变得沉默寡言。后来，波伏娃给美国的情人阿格林挂了个电话，去了美国与他同居。他要求波伏娃永远留在他的身边。他还不了解萨特和波伏娃的所签条约的力量，他被波伏娃的拒绝弄得恼羞成怒。　　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意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默契。　　他们把事业放在首位，他们偶尔也堕入情网，对方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求结婚。但他们在一种契约爱情中有特许的自由，这种特许的自由，被萨特和波伏娃称之为“某种忠实性”的“忠实性”。这种契约爱情不管事过境迁，还有其他多种类的爱，也不愿意自我消亡，它仍吸引凝聚着有情之人。　　1948年，法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同一天，萨特参加了由大卫·鲁塞、让·卢和乔治·阿特曼创立的革命民主联盟。萨特认为，革命民主联盟能够吸引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是从这些阶层中吸收党员的，因此萨特成了他们的直接争夺对象。　　《现代》杂志编辑部与共产党不太相和。在联合国就苏联劳改营里的苦役作出公开评价后，萨特和梅洛—蓬蒂在一篇署有他俩名字的社论中，谴责共产党人没有诚意：“当一个未满20岁的公民被关在劳改营时，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然而同时使共产党人和梵蒂冈反感的《第二性》的被指责；艾尔莎·特丽奥莱对《第二性》发起了进攻；共产党作家还诽谤了布勒东、加缪和萨特的“资产阶级文学”。　　几个星期后，苏联都在与赫拉普钦科争讼。大批证人发了言，他们的证词道出了事实真相：劳改营的生活。“我们开始寻思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是否配得上叫做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萨特辞去了革命民主联盟的职务。因为这场运动满足了“一个抽象的需要，却未能满足真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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