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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如果把《圣经·新约》仅仅看成是耶稣的历史、以色列人的世纪史，尽管要追究事件的已然律，但对古代先民留下来的文献倒也不必苛求。所有民族“创世纪”的史诗，都带有大量的神秘不可理喻的内容。

　　传说就是传说，历史使命是要剥开传说的神秘面纱，去体察历史的丰富真实。因此，历史主义是不怕古代文献中的神迹的。

　　问题是：一旦历史主义地承认了耶稣存在的真实性，就不可能不对神迹做出决择，因为，如果神迹不真，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兴起和昌盛。历史主义地看宗教，信德退居其次，实证成为首要。历史主义将会询问基督教：到底是因为有了神迹，才有了信众，才会使人遵从基督教所宣扬的真理，还是因为有了对人生的新颖信息，方才演绎出种种神迷？

　　可以肯定，在最初世纪开元之时，在人们的自然观念还处于极其简单的时代里，神迹肯定是兴起一个新宗教的最好证据。因此《四福音》书里大量讲述圣迹故事便是赢得广大信众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宗教效果、文学效果和历史效果极和谐地统一起来，强烈地摄取着人的心灵，并很快征服了两千年前的整个欧洲世界。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年最有效果、最能进入人心的神迹，在近现代和当代的科学背景下，却成了最令人怀疑的虚妄。近现代所有反对有神论的著述，几乎无一不是从攻击这些神迹下手，因为“神迹”实在是不可实证的妄说。

　　如果仅仅是怀疑这些神迹的虚妄，倒也对《圣经·新约》无妨。问题在于“神迹”是《新约》中，特别是《新约》里面的“四福音”的“基石”。从福音书的作家倾向来看，教获得广大信众的原因，似乎不在于宣教的内容，那些内容是常常遭人攻击、遭人怀疑的。人跟从耶稣，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行的神迹。因此福音书和整个《新约》的作者都是以万分的虔诚和万分的热情讲述这些神迹。在这些宗教文献里，由神迹而生信德，由信德而生信仰的逻辑是相当显明的。那么，当神迹遭到怀疑，神迹不被当代人“亲眼”看到时，恐怕所有人都会像当年的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那样，对耶稣的神迹，发生怀疑。

　　据福音书讲，多马看到复活的耶稣，依然不相信，要求耶稣伸出手来，让他摸一摸那被长钉钉穿的洞眼。

　　福音书上说，当多马摸到了被洞穿的伤口，于是他相信了耶稣的神迹。当代人呢，无法再次提出多马的要求，没有机会亲自触摸圣子的伤口，因此，疑虑永存心间，信德将信疑参半，信仰将摇撼倾倒。

　　无神论者驳斥耶稣的神迹，大致有三种路线。其一：把《圣经·新约》完全看成是一些宗教作者的编造，或认为是教派人士为了扩展自己的新教而进行的善意的编织，或认为是宗教狂妄者欺骗广大民众的恶毒的造谣。其二：以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的方式重新考释耶稣神迹，承认当年耶稣的确施行了一系列奇特本领，创造了一系列治病救人的奇迹。但是，耶稣的疗法，仅仅是一个民间医生、心理医生、神经病症医生的方法，而并非是作为一个“上帝之子”的神术。大卫施特劳斯著名的反福音书的“”，认为当时的以色列国家，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常常有一些由于想象而产生的疾病，所谓魔鬼附体可能就是一种神经性和精神上的紊乱。这样由于迷信而得的疾病，大致上也可能通过迷信而治愈。

　　因此，耶稣的种种神迹，不过是自然手段而已，只是被迷信夸大成了奇迹。但是水变成酒、行走在水面上而不沉下去、斥责暴风、喝断乌云这类“神迹”却是自然法则无法考释的了。于是有第三种否定：“神迹”

　　仅仅是故事。这种否认也有几种不同倾向。有人认为“神迹”是古人们理解信仰的一种象征，是古代宗教的一种象征方法。它是从哲学层面上肯定客观“绝对精神”的象征性论证。黑格尔的《》就是如此看待神迹的。更多的人认为，“神迹”仅仅是故事，是传说，是以色列人民民间集体创作的神话，是犹太民族的伟大民间史诗。这样看待神迹，自然不必辨其真伪，甚至越奇越怪越有文学性。

　　关于神迹，还应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许多大小教派都使用了神迹手段，但是为什么只有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类的教派才真正唤起了信徒信仰呢？

　　应该用反“福音书逻辑”来考虑问题。真正使“神迹”发生效用的，是耶稣所提出的那些信仰主张，是信仰最终支持着基督耶稣、释迦牟尼、穆哈默德的神迹。因此，不是“神迹而生信德、而生信仰”，应该是相反，是那些透彻了人生和世界的信仰主张，保住了神迹、维护了这些动人的民间传说，使其永远具有真实的、实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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