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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天，他们从国立美术展览馆聆听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讲演之后回来，房门迎面“砰”地关上了。仅有的几件小行李也都被锁在里面，他们只能站在门外的台阶上。翻遍各人的衣兜，总共只剩下大约六个先令了。他们只得走到肯辛顿公园，在一只长椅上坐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后来，伊莎多拉·邓肯回想过去的日子，她说：

　　如果我们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过去生活的电影，难免要惊异地说：“我决不是这样的！”当然我还记得那时四个人在伦敦浪迹街头，正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一模一样，而现在我就很难相信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了。年轻人经历这样一系列的灾难，反而兴致勃勃，是不足为奇的。可我那可怜的母亲一生历尽艰辛和苦恼，人也衰老了，遭到这么大的困难却能安然处之，现在回想起来，总是觉得难于相信的。

　　他们踯躅于伦敦街头，身无分文，没有朋友、也没法找到过夜的栖身之所。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店主看到他们没有行李，坚持要预付房租。他们又试了两三家供宿夜铺位的房屋，那些房东太太都表现出同样的冷酷无情。最后，他们只好去跟格林公园里的长凳打交道，然而来了个恶狠狠的警察，喝令让他们滚蛋。

　　就这样，整整过了三天三夜，一家人靠着廉价的小面包维持生活。不过他们的生命力确实惊人，仍然去大英博物馆打发日子。一次，当伊莎多拉读温克尔曼《雅典旅行记》时，根本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而哭了起来。她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温克尔曼从他所热衷的探险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失声痛哭。

　　到了第四天的黎明，伊莎多拉下了决心，一定要想个办法。她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莫吭地跟着她走，大模大样地跨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说他们刚乘夜班火车来到这儿，行李即将从利物浦运来，快给他们开几个房间，并且把早点送上楼来。

　　那天，他们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厉声指责行李怎么还没运到。

　　晚上他们就在房间里吃饭。

　　第二天拂晓，他们断定这个把戏已经玩到了头，就像来时那样，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旅馆。当然这次没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伊莎多拉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可以再次应付后面的日子了。

　　他们散步到切尔西，坐在老教堂的墓地上。伊莎多拉看到地上有一张报纸，就把它拾起来，她的眼光落在一帧照片上。报道说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在纽约时候，伊莎多拉曾在她家里跳过舞，于是她灵机一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她对他们说。

　　午饭以前，伊莎多拉独自找到格罗夫纳广场。那位太太正好在家，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她。伊莎多拉说她到伦敦来了，目前在好些人家的客厅里表演舞蹈。

　　“那正好，星期五晚上我要开一个宴会，”她说。“你能在进餐后来几段吗？”

　　伊莎多拉立刻答应了，同时转弯抹角地暗示，要能如约前来，稍许预支一笔钱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签了一张十英镑的支票。伊莎多拉拿着这张支票，迳直奔回切尔西墓地。到了那儿，她对大家说：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尔斯亲王可能莅临。我们肯定要交好运了！”说着，她把支票拿出来给他们看。

　　雷蒙德说：“我们得拿这笔钱去找一间工作室，预付一个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东太太的凌辱了。”

　　于是他们去找工作室，并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那天晚上他们就睡在那里，虽然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觉得又像艺术家那样地生活了。一家人赞同雷蒙德的意见，以后再也不能去住那种小市民的客栈了。

　　他们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余下来的钱买了些罐头食品做为储备。伊莎多拉在商店里买了几码薄纱，披着它出现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她跳了埃斯尔伯格·奈温的《那吉苏斯》，又跳了他的《奥菲莉亚》。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孩子从哪儿学来这样悲哀的表情？”晚会结束的时候，伊莎多拉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邓肯夫人为伊莎多拉伴奏，伊丽莎白朗诵了几首希腊诗人戴奥克里图斯的诗，雷蒙德也简短地做了个讲演，女主人大为高兴。

　　那是个典型的英国上流人士聚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伊莎多拉跳舞时赤脚穿着便鞋，身上披着透明的轻纱。这种朴素的装束几年后在德国风靡一时。然而英国人是特别讲究礼貌的民族，没有一个人想要评论她那独出心裁的舞服。另外，大家只是说些“多美啊”、“好极了”、“多谢您啦”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次晚会之后，伊莎多拉收到了许多请帖，邀她到知名人士家里去表演舞蹈。经常地，头天她可能在王亲国戚面前跳舞，而第二天却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他们有时付钱给她，而更多的时候却一分钱也不给。女主人们总是随口对伊莎多拉说：“您将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这么多的显贵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伦敦将会红得发紫！”

　　有一次，伊莎多拉在一个慈善募捐演出会上连续跳了四个钟头。所得的报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亲自给她倒茶，并且给她草莓吃，可是伊莎多拉好几天没有填满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难受得要死。就在这当儿，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俩实在太腼腆了，没有勇气告诉这些人，她们的残忍简直前所未闻。恰恰相反，为了省下钱来穿得体面，装出发迹的样子，她们连应该吃的东西都舍不得吃。

　　他们在工作室里添置了几张吊床，还租了一架钢琴，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馆里。在那里，雷蒙德给所有的希腊花瓶和浮雕统统画了素描，而伊莎多拉则捉摸着如何用舞蹈来表达。他们每天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消磨几个小时，在休息室里吃些廉价的小面包和牛奶咖啡做为午饭。

　　伦敦的美丽使他们着了迷。伊莎多拉在美国从没机会见识的各种文化美和建筑美，在这儿她可以尽情地欣赏。

　　在离开纽约以前，伊莎多拉已经有一年没见到米罗斯基了。后来，她接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说他志愿参加对西班牙作战，随军运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伤寒病死去了。这封信对伊莎多拉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她到库柏学院翻遍了旧报纸的合订本，在用很小的铅字印着的几百个死者的姓名中间，查到了米罗斯基的名字。

　　那封信中还告诉了她米罗斯基在伦敦的妻子的名字和地址。到伦敦后，有一天她雇了一辆双轮小马车去找米罗斯基太太。当时，伊莎多拉多少还怪米罗斯基在伦敦还留下了一个妻子，而他从来也没有向她说过。因此她去的打算跟谁也没有提过。她把地址交给马车夫，上车就走。

　　不知跑了多少路，几乎到了伦敦城边。那里有一排排灰色的小房子，样子彼此完全一样，都有十分灰暗的前门，伊莎多拉最后才找到了那所房子。她按了下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异常阴郁的伦敦女仆人。

　　伊莎多拉问起米罗斯基太太，女仆于是把她引进一间闷热的客厅。那天伊莎多拉穿的是白色的细棉布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条蓝色的带子，头上戴着一顶阔边大草帽，鬈曲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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