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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莎多拉听到楼上响着脚步声,一个尖锐而清脆的声音说道:“姑娘们,守秩序,守秩序!”原来房子是一所女子学校。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矮矮的顶多四英尺。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既骇异又嫉妒,尽管米罗斯基已经不幸亡故。

  米罗斯基夫人不仅矮小,而且消瘦不堪。可灰色的双眼却炯炯有神,灰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一张小白脸上两片薄嘴唇紧闭,显得格外苍白。

  她的欢迎是不大热情的。伊莎多拉试图说明自己是什么人。

  “知道,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多拉。伊凡在他的信上多次提到过你。”

  “我很抱歉,”伊莎多拉结结巴巴地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你。”

  “那就对了,”她说。“他不会的。不过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可惜现在他死了。”

  米罗斯基太太说这些话时带着一种悲凉声调,惹得伊莎多拉哭了起来。接着,米罗斯基太太也哭了。这样一来,她们仿佛成了老朋友。

  她带伊莎多拉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墙上挂满了伊凡·米罗斯基的相片。这里有他年轻时的相片——一张非常漂亮而又刚健有力的脸,还有一张他当兵穿军装的相片——四周围上了黑纱。她对伊莎多拉谈起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怎样到美国去找出路,只因为没有足够的旅费,他俩没能够一块去。

  “我真该跟他在一起啊!”米罗斯基太太说。“他时常来信说,不久就要有钱了,那你就可以来了。”

  可是若干年过去了,她还是女子学校的教员,头发也熬白了,而伊凡始终没有把去美国的钱汇给她。

  伊莎多拉拿这位有耐心的瘦小妇人的命运跟自己的闯荡生涯相比,实在不能理解:既然她是米罗斯基的妻子,她又想去,怎么不到他那儿去呢?即使坐底舱去也行啊!伊莎多拉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想做什么,却不可以去做!因为她自己是决不延宕自己想做的事的。这虽然常给她带来灾祸,不过至少她的自行其事同样给她带来了很多乐趣。伊莎多拉想,这位可怜的、极有耐心的瘦小女子,怎能年复一年地等着一个男人——还是她的丈夫——来叫她去呢?

  伊莎多拉坐在房里,四周尽是伊凡的相片。米罗斯基太太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谈着伊凡以前的事情,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米罗斯基太太要伊莎多拉以后还去看她,而伊莎多拉则请她一定来看她们。米罗斯基太太说她一点空闲也没有,因为必须从早到晚教书,批改姑娘们的作业本。

  伊莎多拉已经把马车打发走了,所以只得坐在公共马车的顶篷上回家。一路上她都在为伊凡·米罗斯基和他那瘦小可怜的妻子的命运而哭泣,但同时她有一种认为自己坚强有力的奇特优越感,有一种对失败者和终身等待着的人们的蔑视。

  以前她一直与米罗斯基的相片和信件一起睡觉,但从那天起,她就把它们放到箱子里一个密封着的封套里去了。

  当他们在切尔西的工作室第一个月租期满了后,天气已经很热了。他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有家具的工作室。在那里,伊莎多拉有了一架钢琴和较大的工作空间。可是一下子到了7月底,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而他们在旺季里却没有攒下几个钱。他们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整个8月份,时常在图书馆关门之后,徒步走回肯辛顿的工作室。

  一天傍晚,米罗斯基太太来了,请伊莎多拉去吃晚饭。伊莎多拉十分惊异,而米罗斯基太太也非常激动。上一次伊莎多拉去她家作客,对米罗斯基太太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吃饭时,她还开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米罗斯基太太老是要伊莎多拉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是怎么个样子,说过些什么话。伊莎多拉当时告诉她伊凡多么喜爱在树林里采集野菊花,说有一天她看到阳光照在他的红头发上,他怀里挟着一大抱野菊花,还说她时常把他跟这种花联想在一起。听了这些,米罗斯基太太哭了,伊莎多拉也流下了眼泪。她们接着又喝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两个人完全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最后米罗斯基太太告辞回去了。

  转眼就是9月。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去挣些钱。因为她同从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的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以支付她回去的船费。

  “如果我挣了钱,就可以寄些给你们。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够又有名又有钱,那我马上就可以回来跟你们团聚了,”她对大家说。

  伊莎多拉上街,在百货店里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邮船。剩下的三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快乐温雅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10月逼近了。他们初次尝到了伦敦大雾的滋味,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许已使他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裹着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跳棋。

  实际上,有时候早上他们都失去了起床的勇气,整天躺在床上。

  最后,他们收到了伊丽莎白寄来的信和汇款单。她已经到达纽约,寓居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日子过得不坏。

  这个消息使他们振作起来。这时恰巧工作室的租期满了,于是他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所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她们去广场的花园就方便了。

  一个晚秋之夜,伊莎多拉和雷蒙德正在花园里跳舞,一个头戴大黑帽、艳丽迷人的妇人走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伊莎多拉回答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钻出来的,还是掉下来的,你们非常惹人喜爱。你们愿意到我家里去玩玩吗?”

  她的家就在附近,他们跟她到了那里。房间里悬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十分逼真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她坐在钢琴旁为他们兄妹演奏,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背诵诗歌给他们听。最后,伊莎多拉跳起舞给她看。坎贝尔夫人美丽非凡,一头浓厚的黑发,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肤色娇嫩,还有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兄妹两人完全被她迷住了。这次跟她相会,终于把他们从忧郁和沮丧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成为他们否极泰来的转折。

  坎贝尔夫人对伊莎多拉的舞蹈十分欣赏,写了封信把她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

  温德姆夫人极其热诚地接待了伊莎多拉,而伊莎多拉生平第一次在炉火前品尝英国式的午茶。

  坐在炉火前确实不错,有面包和黄油三明治吃,有沏得很酽的茶喝。外边是一片黄澄澄的大雾,屋里是悠闲的清谈,这一切使伦敦变得十分诱人。如果说伊莎多拉过去已被伦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热切地爱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静、舒适、高雅和安闲。伊莎多拉感到如鱼得水,那美妙的藏书室也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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