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陪木子李到平凉

作者:郭文斌




  郭文斌,男,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先后就读于固原师范,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已发表作品近二百万字。作品先后多次被多种选刊选载,被收入多种选本,被中央电视台选播。著有小说集《大年》、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等。现在宁夏银川市文联供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吃过早饭,我们向平凉进发。
  同每天出发时一样,木子李问平凉最好看的是什么呀。
  我说那玉红。
  木子李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不解地问,平凉有这么一个地名?
  我说是。
  石书棋就在后面哈哈哈地笑起来。
  一路上,我常常指鹿为马。在木子李就要相信了时,石书棋才站出来告诉他真相。平时,总是他欺负我们,老是压着我们可以获诺贝尔奖的稿子不发,现在也让我欺负一下他。比如到了山顶,他会指着山顶上一个个小土堆问,那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国共两党打仗用的掩体。他就拿出本子写道:在平凉,国共交火的掩体遍布山头。这时,石书棋说,他骗你呢,那是他们平凉人讲迷信用的。木子李就再次嘿地笑一声,说,怎么个讲法?石书棋说他只知道是平凉人的迷信,却不知怎么个讲法。木子李就斜了眼睛,用目光的火钳来开撬我的嘴。看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这叫炸山头。我们这里常下冰雹,好不容易成上一年庄稼,还往往被冰雹打个片甲不留,当地人认为是雷公作怪,就每年二月二请喇嘛作法,在山顶埋上桃木犁铧,驱散恶云,挡住冰雹。木子李问,顶用吗?我说,当然顶用了。我亲眼看见,恶浪翻滚的云彩到了山头就绕到他们静宁地界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炸山头。石书棋就啪啪啪地拍着双腿,大笑着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骗你呢。我说,石书棋你可别混淆视听,我怎么能骗老师呢。
  木子李接着问,那玉红在平凉城?
  我说是,我们这里有句话,叫进了平凉城,先看那玉红。
  木子李问是个什么景点?
  我说,你猜吧。
  木子李说,一种庄稼?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树?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花?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石头?
  我说不对。
  石书棋又在后面哈哈笑起来,说,他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
  木子李才知道上当了,说,这么有名?
  我说当然。
  他急切地说,我们能见到吗?
  我说这可得讲条件。
  木子李说行啊。
  本子李让我给他讲讲那玉红。
  我说,一说那玉红,我心里就难受。
  木子李说,那就难受一次吧。
  
  那时我在县一中上学。一天,我到对面门市部买东西,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邮电制服的大姑娘也在买东西。一看,我的眼睛就再放不下。老实说,长了那么大,我还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那是一种霸道的漂亮,或者说漂亮得有些霸道。胸脯高挺,身体水直,像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特别是那双眼睛,又大又黑又深,被长长的睫毛掩映着,让你不敢多看一眼。那个大,让你觉得不是人的眼睛,而且甜、冷。既温暖,又寒冷。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上课铃都响过好几遍了,我仍然没有力量离开她。我尾随她,走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直到她最终消失在一个院子里。之后,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胡同口等她。慢慢地,我就发现了她出没的规律,一般是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出来买东西,另外是晚饭后,不过晚饭后多有小伙子陪着,并且常换常新。
  但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睛肿着,显然是哭过。我想,这样漂亮的女人,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的心里很难受。想上前问问,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挺着长长的脖子,目中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她的孤傲,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她们家的后花园。
  有好几天,我没有在胡同口等到她,心里好生难过。一天,我突然想起她不是穿着邮电制服吗,怎么不去邮局看一下呢?我当即跑到邮局去看,把前台后院,能看到的都看了,却没有看到她。一连好几天,我都去邮局找她,结果当然是失望。可见她并不在邮局上班。那么,她干什么工作,既然不在邮局上班,为什么要穿一身邮电制服?
  而且总是穿着一身邮电制服。我平时只穿一件衣服,是因为穷。但她是城里人,为什么总是穿着一身邮电制服?我后来想,穿着邮电制服的那玉红身上有种男人的东西。正是这么一种男人的东西更加把她从众多女人中区别开来,也许,好女人的身上大概都有一种男人的东西。
  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志向是什么时候立下的吗?就是那时立下的。我对自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的是自己将来能够配得上她,能够有资本和她对等。而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连想一下她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喜欢了。但又想,等我从大学毕业,她早已经嫁人了。说了你们不要见笑,那时,我常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一夜间长大,手上举着一把毛主席亲自给我的三八大盖,从众人堆里找到那玉红,顶着她的后脑勺,把她押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任我处置。要不就是有许多人找那玉红谈对象,她就是看不上,她只看上我。大家说他还够不着你的奶子。那玉红说,我就喜欢他够不着我的奶子的样子,我只要他够着我的腰就行了。
  我读高二那年,她突然从这个小城消失了。我心里的难受你们肯定是能够体会的。我觉得整个平凉城都随之消失了,整个日子都随之消失了。每天,看着空空的胡同口,说了你们不要笑,我掉过大约两吨的眼泪。
  再次见到她是在七年之后,也就是前年,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你们猜我是怎么见到她的?
  木子李说,在胡同口守株待兔?我说不是。那是找上门去?我说不是。她嫁到你们那个乡上?我说不是。
  我说,你们根本想不到。
  一天,我去县城出差,到招待所住宿。我到总台登记了房间,拿了通知单到西三楼,服务台上却没有人。我喊了一声服务员,有人在卫生间应了一声“等一下”。等她出来,我就怔住了。那玉红!当时的那种感觉啊,真是难以形容。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叫那玉红。那玉红是在她走近我之后我才知道的。在她的胸牌上,我无限幸福地看到了“那玉红”三个字,三个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汉字。她甩着手上的水珠,去服务室拿了钥匙,向我走来,仍然高挺着胸脯,仍然是制服,只不过是把当年的邮电制服换成了绛红色。当她和我近在咫尺的时候,当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开门的时候,我的那个心里啊。
  然后,她给我提来了一壶水,很客气地冲我笑了一下,当年的傲慢还在,但已不再锋利,相反有一种沧桑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第一次看到她笑。我板结的记忆开始活起来。被这一笑,被这一声“等一下”打开一个口子,新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我伫立在窗前,望着当年那个多情的胡同,慢慢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发出许多人生慨叹。平静下来后,我想,她怎么在这种地方工作?每天给客人提水,给楼道保洁,打扫臭气熏天的房间?而且在专供平民住的西楼,到总台也好啊,到东楼为那些大官服务也好啊。可转念一想,如果她在东楼,我们不是就无缘相见了吗?
  而我为自己住到西楼感到极没面子。西楼是个标签,它强制地体现着你的身份和地位。但后来一想,她压根就不认识你啊,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楼房间里没有电话,我没事就到楼层服务台打电话。尽量找那些有地位的人聊天,尽量把事情说得十分重大。我牛头不对马嘴地对对方说,个人出差么,没有必要住那么贵的房间。
  我是多么虚伪啊。
  再后来,我向她要过针线包,要过无数次的电话本,没事找事地问过当地的一些情况。等等。她也一一作答,但骨子里还是不倒的傲慢。有时尽管做出那种职业的微笑,但从来不让微笑从眼角和嘴角走远一步。就是说她始终没有脱下那件高傲的紧身衣。但有一点必须声明,她的这种高傲和冷美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就像贵族一样,绝不是像有些女人那样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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