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悲剧是怎样造成的?
作者:吴三冬
权力至上实际上是利益至上。因为有权就有一切,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语道尽读书做官掌权的实惠和好处。反过来理解则显然是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同时说出了我们古代权力的私有性质。而权力私有,正是导致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种普遍的攫取文书现象的根源。权力私有而非公有,不可能产生公共意识,也不可能有国家认同,而只有权力认同。但权力认同基于利害权衡,缺少内心自觉。儒家为权力私有作伦理辩护,变权力认同为伦理认同。但儒家伦理的建构基础是血缘家族,只有在氏族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制下才有可能。而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臣、家国之间失去了血缘纽带。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伦理只能解决家族认同,难以解决国家认同{22}。董仲书神化皇权,就是想解决国家认同。但结果是强化了权力秩序,仍然只有权力认同。没有国家认同,人们对国家(皇帝)的东西就不会爱护,而只要没有权力监控,就会化“公”为私。从上到下,莫不如此。严格地说,各级官员属于权力阶层,认同度似乎理应比老百姓高,但实际上他们只有权力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在皇帝一人一家手中,而使用权随时可能被收回。所以往往近水楼台,监守自盗,所以有“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余秋雨把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而这与他的文化至上主义倾向有关。所谓文化至上主义,就是只问文化的有无,而缺少对文化本身的理性反思。由此形成了他散文中常见的君子/小人、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模式。君子有文化,小人没有文化,君子和小人的矛盾也是文明和野蛮的矛盾。这种模式往往使他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两个极端:在神化“君子”的同时把“小人”丑化或妖魔化。《道士塔》就属于把所谓的“小人”妖魔化的作品。其实,王道士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中国人。他当时的思想和行为是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有的思想和行为。但一旦把他妖魔化,就等于把他从普通中国人中抽离出来,他的思想行为就成了一种特殊和偶然。这样,对个人的道德谴责就会取代对隐含在其背后的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问题的思考。
①②③刘诗平、孟宪实《百年敦煌: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20、70、72页。 ④⑤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62、58页。 ⑥转引自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85页。 ⑦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郭锋:《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第387-412页。 ⑧⑨弗吉利亚斯·弗姆《道德百科全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62页。 ⑩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10页。 {11}{12}{13}《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40-241页,第245-246页。 {14}参见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15}{16}黎鸣《问人性》上,团结出版社,1998,第181、185页。 {17}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18}《论语·颜渊》 {19}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第20页。 {20}《论语·八侑》 {21}《孟子·尽心下》 {22}参见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上册第58-59页的有关论述。
首都师大文学院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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