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
作者：李世中
给他写“跋尾”。他说我读研的专业是唐诗宋词，写一篇后记还不至于发愁吧。我生性懒惰，怕写不好。想到张先生以前的集子多有名人为之美言，就更迟迟不敢动笔。待我把《说梦草》通读一过，不禁深深为他的幽雅情怀所打动。他的诗宗唐人，词宗北宋婉约派，境界之淳厚，韵味之悠长，词句之清新，古人无以远过。如记62岁时“解职还乡”的诗，有句云：“榻前多鼠妇，天外一牛郎。默数晨鸡唱，方知夏日长。”以“鼠妇”(即“潮虫”)对“牛郎”，既有生活情趣，又新颖别致。又如自我调侃的《鹧鸪天》词曰：“掺水酒，打油诗，迷时自度不求师。也曾秋尽行春令，背倚斜阳赋梦思。”如行云流水，轻灵而又风趣。这样，我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读后记”。还好，送张先生检阅，他只建议我改动了个别字句，不超过三处。这篇“后记”为我在张先生的读者和朋友中赢得了小小的声誉，连启功先生都曾问过我是谁，这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读《说梦草》时，我发现有一首诗开头为“马路行油碧，鹃声促麦黄”，就和张先生说“油壁香车”应该用“壁”字，是“车壁”也，如北宋晏殊有名的《无题》诗曰：“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张先生当即改了过来，并在以后写的《诗有余力》一文中提及此事，这让我这个“一字之师”很是感动，也感受到了张先生的大家气度。
张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是我望尘不及的。他不但博览群书，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最喜欢三家。你要问他谁是中国古代诗歌第一人，他必答是陶渊明；问他谁是唐朝最有才气的诗人，他必答是李商隐；除此之外，他还酷爱《古诗十九首》，曾集句并自书一联为：“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据说电影演员白杨的艺名就是张先生给起的，取自《古诗十九首》，即“白杨何萧萧”。《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五言诗，为文人作品，吟咏人生无常，伤感生离死别，表现及时行乐，确实别具一格。这组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张先生常说萧统的眼光太苛刻，竟不肯把“古诗十九首”凑足“二十”之数。
然而，称张中行先生为国学大师，是不确切的。一者，他以“杂家”著称，不像黄侃、陈寅恪、钱穆那样专治国学；再者，他本人一向以“思想家”自许，他认为，把他当做一个思想者，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张先生虽然生于帝制(1907年)，接受的却是现代教育，学的是民国课本。他考北大时，也要考英语。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顺生论》前言)他曾就此问过他学生物的同学牛满江，得到的回答是：生命的存在很难说有什么意义，不过是繁衍生息。他不甘心这样的结论，于是，乘着北大素有的追根问底之风，他又从故纸堆中跋涉出来，读西方的哲学，读东方的佛学，从中得到感悟和启示。
西方哲学，对张先生影响最大的是怀疑主义。但他所接受的怀疑论，一开始就抛弃了古希腊皮浪(约前365-前275)式的认为感觉和知识都不可靠的“过分怀疑论”，大体上接受了休谟(1711-1776)的“温和怀疑论”，崇尚理性知识，承认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因果论。还接受了休谟、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即承认个体的快乐和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由此延展开来，还研读了小穆勒(即约翰·穆勒，1806-1873，今通译作“密尔”)的伦理学，其核心是“最大幸福主义”，即以大多数人的幸福来衡量社会行为。最后，他读罗素的书用力甚勤，特别推崇罗素的《怀疑论集》，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罗素的知识论。他写文章经常引用培根的一句话是“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1999年以后，张先生因病体衰，不能写文章了。他有时看报，辄发感慨，说如果心有余力，要像罗素一样写一本《权力论》，归纳一下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式。对于怀疑与信仰，他是否终其一生都在调适呢?实际上他终其一生，都在怀疑，没有归于什么信仰。
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主编过佛学杂志，顾随、熊十力、废名、俞平伯、朱自清、吴晓铃、启功、任继愈等大家都曾是撰稿人。这使他得以浸润其间，从佛教的教义或佛理上观照宇宙人生，体悟情与欲、生与灭的人生境界，欣赏谈禅的机锋和理趣。
所以，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就有了张先生自己最看重的力作《顺生论》，和他写得最有趣的一本学术著作《禅外说禅》。前者从生命的存在出发，追索了从宏观的天道，到纷繁的社会，到复杂的个体成长等一系列人生问题，提出了顺生安时的思想；后者站在禅外观禅，从文化史的高度剖析禅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感悟。
在我的记忆中，和张中行老人谈哲学是一件最快意的事。对于本土文化，无论是东鲁春风，还是南华秋水，他都喜欢。不过，相较之下，他还是更喜欢庄子。他认为儒家的仁政思想和经世济民的愿望固然好，但往往为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奴役百姓的工具。自古圣贤都斗不过坏人，中国封建社会大率是小人掌权，贤者居于末流。他欣赏庄子的逍遥境界、养生思想、率真个性及荒唐无端之辞，认为庄子是中国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时心灵的永久归依。我读大学时，也曾用力啃读过孔孟老庄，所以每与张先生聊起，多能暗合同归，“于我心有戚戚焉”。他很欣赏我能整段整篇地背诵出来，夸奖我的记性和悟性都很好。
我对于禅道知之甚少，但总觉得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些不近人情，不知何以在继承衣钵的竞赛中胜出。但我还是喜欢竞争失败了的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认为这样的话更真切自然，更符合人性。有一次我以此问张先生，他说禅语就是这样，说得越极端，就越见本性，所以慧能赢了，发展出一套“顿悟法门”。我开玩笑说，所谓的参禅，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吧，菩提这种东西，花蕊是典型的“一雌多雄”，疯狂得很呢!他也笑了，并惊异于我有这样的常识。
谈到西方文化，我和张先生也有很多默契。有一次他说起一位数学家在决斗的前夜把自己的心得写了出来，第二天就在决斗中死了，可是他的写下来的这些思想，却足够让后来的数学家研究一个世纪的了。我知道张先生说的是法国数学家伽罗瓦(1811-1832)，他生命的最后一夜写出来的是关于群和域的概念，他用这种方法，彻底解决了根式求解代数方程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次说起罗素和怀特海(1861—1947)合作写《数学原理》的趣事。罗素比怀特海小11岁，偶有争论，他总是嘲笑怀特海“老糊涂了”，怀特海则每每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还是太年轻了!”张先生管怀特海叫“白头翁”或“白头博士”，是幽默的称呼，是对他的姓氏的意译(Whithead)。另有一次，记得是1998年的夏天，张先生在报纸上看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向公众推荐4本科普书，即《宇宙最初三分钟》(温伯格)，《时间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