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回乡琐记
作者：李书磊
1990年1月24日:敝乡风(上)
河南人信服看风水。我的家乡的县里关于看风水有许多传说。说某村有一家财主,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坟地。风水先生对财主说道,选中了一处绝好地方,在该处扎坟可世代为官;但因为看了这块坟地,自己的眼睛要瞎掉,因此必须与财主签约,包养后半辈子。财主满口答应。风水先生指示地方后眼睛果然瞎了。财主开始时尚能守约,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善待风水先生。但天长日久,渐渐不耐,常给风水先生冷面。后来干脆赶出家门。风水先生不忿,招来自己的徒弟,吩咐报复计划。令徒弟于九月九日子时三刻伏于坟地云云。徒弟依师嘱备下桃木橛和铁锤,于是日是时伏于坟地。果见一队人马,明灯朗烛,军马随从,自远处遥遥而来,至坟地遁于地下。徒弟奋起,把桃木橛钉到坟地正前头,匆匆离去。不想队伍中有一个迟行的掉队者,之后才急忙赶到,见到桃木橛,大惊失色,转身仓促逃离。桃木橛是破法,那队人马是财主家将来要做官的子孙。桃木橛钉下去,人马就再也出不来了,于是这家的风水就破了。那位落后者侥幸逃脱,所以财主家后来就出了一个做官的。
这个故事到处流传,小时候总听老人们讲起。听时总被故事的奇诡和陡然转折所震慑,未暇推敲。尤其是“九月九日子时三刻”所表达的确切无疑,“桃木橛”所带来的不解其意的神秘,使人不禁肃然。为什么要用“桃木橛”?为什么不是柳木、杨木或者柿子树木?所以以后看见浅红色的桃木总有几分不自然,总觉得那带有些许邪气。
这个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故事。失明是一个痛切的悲剧情节,复仇又是一个悲剧高潮。但因为最后的悲剧起因是个人饭食问题,把这一切都消解了。不过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有一种连讲述者也未必意识到的内在因果逻辑:因为财主家忘恩负义,所以其风水被破,子孙受损;但因为其忘恩负义的情节不甚恶劣,而且日久不耐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只受损而不受害;且又因为其家毕竟侍奉风水先生有日,所以还留下一个掉队的避开法网。仿佛是一个不露痕迹的道德设计,在人之常情的顺理成章中暗含了倾向性与分寸感。
但好像老人们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道德训诫,而是为了说说痛快。这个故事夏天的夜晚在场院中讲来自有一种魅力,听起来和讲起来都不觉得生出一种凛然,被那种环环相扣、不可思议的情节所吸引,陷入那种浓厚的气氛之中。
黄河的乡村流域突兀地修起一座大桥:郑州黄河大桥。这桥给一直很平静的生活气氛顿添了几分神奇。深夜,一盏盏明灯在被夜色遮住的桥上排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长的线,于纯净的乡村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
我出生的村子就正好赶在桥头。大桥修成,桥头的公路两旁如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饭馆。饭馆从外乡请来了许多女服务员,服务员又招来了许多路过的外地司机。“司机”和“服务员”的故事于是就成了沿路村庄街谈巷议的话题。饭馆老板对这种交易睁只眼闭只眼。不到一年,这一带就被称为“二香港”、“二深圳”。这里的人对香港和深圳的理解就是一个大妓院。开饭馆兼拉客,正应了孔家门徒“食色性也”的教诲。
派出所抓嫖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抓到外地司机可罚款数千,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乡中贤者建议派出所把服务员赶走,被派出所坚决拒绝。派出所定出规矩,不许服务员向过路司机招手,招手者罚款五十元。这么订是因为要招徕顾客非招手不可。饭馆里有许多稀罕事儿。有一个名叫老黑的农民开饭馆。老黑过去没作过东家,这次可要过过当东家的瘾了。他严格区分自己和服务员的伙食,自己吃好饭,却只许服务员吃白面和黑面混做成的“花卷馍”和老咸菜。服务员每天和大鱼大肉打交道,自己却只能吃咸菜和花卷馍,就千方百计地浪费东西。不到半年,饭馆全都陪了进去,只好关门大吉。东家就自行免职。
饭馆老板自然都很巴结派出所。但有一个不信邪的主儿。一日正在与朋友喝酒,派出所长莅临。客人们纷纷起立让酒,该老板却头也不抬。所长面子上很挂不住,转了两圈,很没意思地走出去了。客人们开始劝老板,“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云云。老板有老板的固执:“我理他干吗?他不就是条狗嘛。”所长出门后不甘心,猫在一个角落挑毛病。见服务员向客人招手,所长又回到饭馆,趾高气扬地宣布罚款。老板面不改色,问:“罚多少?”
所长回答:“五十。”
老板回头命令服务员:“去,把盛钱的抽屉搬过来。”
服务员默默地搬来抽屉。老板对所长以命令的口吻说:“拿钱!”
所长马上就成了一个可怜角色。不拿不行,拿也觉得面子上太难堪。而且所长从来没遇过这阵势,不知该如何应对。手足无措之中顺手端起桌上的一杯水去喝。
老板见所长端起了水,马上又对服务员命令:“来,把这桌子搬走!”
所长手中的杯子立时成了无处可放的可笑的东西。经过这番羞辱,所长发狠:“治不了你我就不在这儿混了!”
果然所长又找了一个由头罚了老板四千元。老板眼都不眨就把钱拿出来了:“不就是要几张臭钱吗?咱有。看你还能怎么样?”
不能不说这老板不是个人物。
我家二叔爱算计人已成嗜好。和人家搭伙播种,他摇耧,给自己家的地摇得很密,而给别人家的地则摇得稀稀拉拉。后来和自己儿子合伙,仍然不由自主地犯同样的毛病。出苗后堂哥和堂嫂气冲冲地去找他,一进门气氛就紧张起来。堂嫂质问:“爹,你干脆把我们一家杀了算了。给我们的地种得那么稀,想叫我们饿死?”二叔辩解说是他们的种籽不好。堂嫂接着问:“麦地你说我们的种籽不好,死无对证;但种油菜咱两家可是买的同样的种,为啥还是你的稠,我们的稀?”问得老头哑口无言。
二叔和别人说话,同别人做事,举手投足、张口闭口都是圈套,至少也得对你说几句无害的谎,要不这样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村里同宗的三哥总是说起他一件事。赶集日三哥吃过饭,在门口碰见二叔。三哥问:“叔,去不去赶集?”二叔马上矢口否认:“不去。没啥可买,去赶那王八孙集弄啥?不去。”三哥收拾停当骑车去赶集,在半路正遇上了步行去赶集的二叔。当场质问,二叔支支吾吾。连去不去赶集这样无关大体的小事都要掩掩藏藏,这种人的算计已经不可救药。有名为“北大堤说话南大堤听。”他已完全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了。人们对他都敬而远之。过分聪明的人,也许是最不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所谓“农民的狡黠”,可作为一例。
村子里建房这些年变了许多样式。我小时候还有许多草房,土墙,茅草盖顶,上面糊泥。一旦下雨,泥顺水流下来;一旦刮风,风把房盖常常掀掉,一家大呼小叫地上房,往房顶上压石头。不过住在草房里的孩子们有乐趣了。厚厚的房顶里面住着很多麻雀,一到天擦黑时,小孩们常常拿着手电、搬着木梯或搭起人梯到草房檐里掏麻雀蛋和小麻雀。麻雀在我们那里叫“小虫”。常常掏出刚出壳的小麻雀,我们叫“小虫娃”,浑身秃秃地没有毛,因乍受风寒在你手里可怜地打战。有时掏出来大一点的麻雀,黄黄的嘴角,扑楞起来十分好看。大人们看见就骂,不许“害性命”。最令人恐惧的是人说掏麻雀时,有时手伸进去会掏出一条蛇,也就是“一条长虫”。虽然我从来没有掏到过蛇,但想一想手伸进去碰到冰凉的活物的那种感觉总有点叫人心惊。夜晚到房檐里掏小虫是先用手电照,把里面的小虫照迷糊,然后再掏出来。一到冬天,房檐的一根根茅草垂下无数条冰凌,一折断发出清脆的响声。孩子们无法理解大人们住草房的忧愁。
后来就开始住薄皮瓦房和里生外熟的瓦房。当时最高级的是浑砖到底。
家乡的房子总是以单数的开间为习惯:三间或者五间。很少看见两间或者四间房。盖房过去一直不习惯盖平房,总在房顶上起很高的脊。山墙的顶上立着几头叫不出名字的怪物,统称房兽,大概是守房护家的意思。山墙上写着“泰山石敢当”或者“姜太公在此”等标语口号,也是为了吓唬可能来找麻烦的鬼祟。
盖房有许多讲究。北房称为堂屋,村子里一般多盖堂屋。讲究的是盖南屋不吉。说是村子里曾有牲口屋是南屋,结果屋里的牲口全都失火烧死了。有两户南屋居民见状大惊,赶忙把南屋朝北的门堵死,改成堂屋。其实迷信中也许有些道理,北为阴,多风多寒,南屋门窗朝北,于居民多不利。北屋门窗向南,阳光充足。许多迷信和禁忌实际上是生存技巧的一种隐蔽形式。
房子后墙一般是不开窗户的,一色的砖墙。这一带过去土匪横行,半夜常有敲门敲窗的事,后墙不留窗才会给人那么一点安全感。就是前面的门也要小,门板要厚;窗子是粗笨的木格子棂,并且也安着厚厚的门,可以在里面插死。房屋不惜以牺牲平时的满足与方便来保证安全。
盖房如同建坟,都是充满禁忌的。路即是一种充满神秘感的形象。阳间建房,路为刀,如果路直达谁家的山墙,即是把一把刀插到谁家的身上;在阴间,路为河,谁家坟前有条路,就会平添几分风水,大吉。路与河的形象是如此接近,你会常常想起或者幻觉出在一片莽苍的坟地之前,一条路那淡淡的白色会忽然流动起来变成一条河。小时候在梦中就常常见路突然或者慢慢地飘浮起来、流动起来。
与邻家的住房形势也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忌讳。如果邻家的房比自家的高,则称为“压一头”,将永世不得抬头,日子过得永远要比邻家逊一筹;如果与邻家的房一前一后错那么一码,没有取齐,则称为“相咬”,则两家永难平息词讼相争之事。两家的房子必须坐直,一道边,同样高,才能相安无事。否则将遭到邻家的干涉,直至大打出手,正坐实了相咬相争的征兆。
如果一家人前面邻居的房子低,后面人家的房子也低,这家人独独地住在中间的高岗子上,则被称为“挑担”,意即像一个挑担的人一样挑着前后两家,那不累死也得压死,不吉。这完全是望势生意了。
乡人在长期生活中感到,住宅或者坟地的果报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完成的,所以显得更加可怕、更加不可逃避,就像一种铺天盖地的弥漫一样。如果报应就是那么突然的一下子,毕竟好躲,实在躲不了时挺那么一下也就过来了。而沉默的、缓慢而坚决的果报则让你觉得走投无路,让你觉得人的力量的渺小和单薄。或者是人亡,或者是家破,隔几年出那么一件可怕的事,这一辈子就过得够糟心的了。
神秘有时是靠虔诚培养出来的。大城市里都住楼房,谁家都顾不上讲风水了,也忘了有这么一码子事,似乎也都还过得平安。
我家乡酒桌上的风俗也许可以列为中原酒文化的一例。河南人喝酒堪称野蛮。喝酒不是一种生活富裕之后的奢侈,而是成了一种精神和身体的必需。就是在没饭吃的年代里,家乡的壮年汉子还扛着一布袋一布袋的红薯干到县城去换酒,换来65度的老白干,喝完后头疼欲裂,人称“拿头酒”。现在生活好了,酒风自然更盛。尤其是一到春节,村里的头面人物自然就天天花天酒地,这家叫罢那家来请,由这个酒摊下来到那个酒摊,整天喝得昏天黑地。这里把喝酒简称“喝”,“喝”就是“喝酒”。或者更简称“坐”,“你来家里坐吧”,“又去谁家坐了”,就是又去谁家喝酒了。喝酒已经像坐地一样平常了。而且酒摊上极耗精力,一坐下没有三五个钟头起不来,夜里一坐就到十二点、一点,从街上走过常会听见谁家屋子里传来“魁魁魁、六六六”“哥俩好、爷俩好”的扯嗓子行令声。喝到后来,围桌而坐的汉子们一个个红头涨脸。
酒桌上人对关系变得格外敏感。“你非得喝了这杯酒,不喝就是看不起我!”如果你喝了一个人的酒就得喝下所有人敬你的酒:“咋,喝他的不喝我的,看得起他看不起我?”大有不喝就跟你拼命或者死在你面前之势。常因喝酒闹得心里别别扭扭,河南说话就是“谁和谁又在酒摊上弄不得劲了”。以酒遮脸,人变得无顾忌;三杯酒下去,人又变得非常偏执。所以常常有人喝着喝着就掀翻酒桌,闹得不欢而散。
酒摊上常常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露声色,自然地控制着全桌的喝酒形势。如果他输了酒,自有人替喝;如果他要坑谁,稍一暗示大家就群起而上;他要保护谁,大家就得立刻罢手。这个中心必须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中心,还得会猜拳、有酒量。说话常常是软中带硬,谦和的外表下掩着威严。
酒摊也必然会有一个被捉弄的对象。这个对象常常是一个生客、外来者,一个平常就地位不高而又自不量力的人,一个在酒摊上吹牛说大话的人。几个人轮番与他猜拳,常常使他喝得满口胡话,大家取乐。在酒摊人和人的等级差别常常变得赤裸裸的。
河南人喝酒多喝白酒。猜拳一罢就是一趟酒,一趟就是七盅或者九盅,盅里的酒多倒半盏,排成整齐的一排放在那里,谁输拳谁往自己的面前端一盅。别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猜,称为“观枚”,因猜拳又叫“猜枚”。等一局下来,各有输赢,两个都把自己面前的酒合二为一,合成满盅,一一地一饮而尽,然后,拿起桌上的筷子夹几口菜。有时一个人和桌上的其他人逐个猜,称为“打关”。
还有一种行令方式就是猜火柴棍,河南人称为“猜洋火把”。或者伸指头,大压小。或者喊令“老虎、虫、鸡、棍”,棍打老虎,虫蛀棍,鸡吃虫,老虎吃鸡,相生相克。
喝酒常常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一种办事方法。有事直接找人托办,叫做“空口说白话”,双方都会觉得很窘迫。必须准备一摊酒席,几个人先胡吃海喝、天南海北地瞎扯一通,然后等上汤的时候开始说事。那时候大家都晕晕乎乎,懵懵懂懂,正是满口答应的好时节,“你就别管了,保证如何如何”,“你放心吧!”然后皆大欢喜地散摊,由客人先提议:“天不早了,那咱就这吧?”主人再客气一句:“都喝好了没有?”客人再证实一下:“喝得可得劲。”于是纷纷起身。客散后女主人开始进屋收拾残局。
黄河在冬天里顿失滔滔。一层厚厚的泛青色的冰,既平且静,把河封住了。冰凝结成水流和旋涡的形状,好像是突然之间停止住了。黄河像是睡着了。
但你仔细谛听,你会听到从冰下传出的哗哗的流水声。哗哗的声音越听越响亮,越听越真切,使你感到黄河那有力地流动着的生命。
我每年一次回乡来同黄河会面,就沿着小时候看河的路来到黄河边上。走过那平坦而辽阔的雪野,来到河边那厚雪也覆盖不住的、莽莽苍苍的茅草地。仿佛来到了生命的发源地。会感到一种顿开心怀的壮阔,把城市生活带给你的庸琐与苟且一扫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