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回乡琐记
作者：李书磊
家乡每个村都有几个光棍。这些光棍的兴起大抵有两种:一是当过村干部,二是能打架,是个恶人。前者是政治背景造成的,或者家中有在外当官的,或者因为会“混”,在上上下下都有很“铁”的关系网,所以能当村干部。越当干部关系越多,关系越多越当干部。这是比较高级的光棍。后一种光棍是从小就调皮捣蛋,无恶不作,不愿拼命的人谁也惹不起,自然就成为说话办事都十分霸道的人。这两种光棍往往互相勾结,一文一武,联为一气,很像是官和匪的关系。官和匪往往有勾连。
光棍们往往把持着村里的政治、经济命脉。现在光棍们大都做生意,或跑运输,或开饭馆,不一而足。邻近几村的光棍互相结拜,把持一方,使乡里的干部也不得不让避三分、仰仗三分。光棍往往与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银行、公路管理这些基层的国家职能机构联结很深,成为互相照应的酒肉朋友。往往又有拐弯的关系与更大的单位有牵连。所以可以安心在一方呼风唤雨了。
大概古时候乡村的恶霸就是这么产生的。光棍大部分与乡亲们还能和睦相处,叫做“顾外场”,做事太露骨的是少数。由于大家的主动退让和容忍,与光棍们直接发生利害冲突的毕竟不多。
光棍们现在大有洋化的趋势。由于外出较多,兼做生意,思想较在家老实种地的农民毕竟开化得多。现在他们动则汽车、摩托,穿则西装革履,气度自是不凡。但终归他们是乡村不合理状况培养的畸形儿,且社会限制又使他们很难往积极方面发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现行体制的寄生者,带有很大的封建性与破坏性。和那种靠自由地开大工厂或办实业而富甲一方、势倾乡里的外国小镇上的大户人家不同。
每个村子里总有几个在城市工作的人,村子里叫做“在外面跑”或“在外面混”的人。农民子弟离家到城里工作,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从部队转业,一是念大学。还有很少一部分是接父亲的班到工厂做工人的。
乡里人对在外工作的这部分人既保持着几分尊敬,又保持着几分警惕。对他们回乡以后的一举一动极为敏感,自尊心此时也变得强起来了。如果他们回乡后见人先打招呼,按乡亲辈分叫叔喊爷,过年时到长辈家登门拜年,那就受到好评。如果稍有优越感,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纷纷议论的对象。有许多嘲笑工作人回乡后表现得与众不同的笑话。
说有一个姑娘,离乡去焦作工作。回家拜年,爷爷问:“妞,啥时候回来了?”姑娘撇起了“洋腔”(把外来的话称为“洋腔”)说:“昨夜晚上。”爷爷勃然大怒:“你咋不坐你爹的碗上!”这个笑话风行一时。也许姑娘确实有意“显摆”,并且洋腔也撇得半生不熟,但乡里对这件小事的反应却过分强烈了。
还有一件事,说一个小伙子去当兵,才走了半年多,回来后就故意摆摆架子。和爹去出蒜,指着蒜问:“爸爸,这是什么瓜果?”故事说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起一颗蒜当头砸去:“妈那×,你说这是什么瓜果!”关于这故事还有一个版本,就不是问蒜,而是指着楝树上的楝子,问什么瓜果。可见这件事本身未必实有,而乡亲们对这种事的深恶痛绝则是千真万确的。
乡亲们对自己村子出去的工作人总有一种过高的期待。认为他不当大官就不稀罕。他们好像忽略了外面还有许多普通市民的事实,认为在外面当个大官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而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听工作人的“职务”。
对于从外面来到本地的统治者,乡民们是越陌生越崇拜;对于从本地出去到外面的人,则是只有亲近才接受。“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包含着一种不容背叛的亲近和占有观念。
嘲讽总是无情的。而且被嘲讽的对象一旦确定,常常终身不移。敝乡一所中学的校长胡福民即是一例。村中和邻村的人都知道胡福民的小名叫留定。叫“胡福民”挺像那么回事,但一说“不就是留定吗?”立刻就显得不那么体面了。此人三代贫农,靠热爱党参加了工作,并成了党员。没有什么文化,水平欠佳,常常拍着胸脯自诩:“我是凭党员吃饭的!”
五七年反右时,因揭发右派有功而提拔为中学校长,从此更加洋洋得意。五八年大炼钢铁,领着全校师生烧土高炉。开饭前,他在大喇叭中为大家鼓劲:“快点干吧!再有半个小时就开饭了!”过了一会,又在大喇叭中喊:“加劲干吧!离吃饭只剩下五十分钟了!”就是这种水平。
因为从小挨饿,所以他对吃饭看得特别重要,不自觉地把吃饭当作鞭策手段。后来,在某校当校长,看见学校食堂泔水扔掉很可惜,就每星期用一个大桶带回家一桶泔水。附近的几个教师总看见他带一个大桶回家,私下议论:“胡留定带的是什么?”大家猜测不一。一个深知胡为人处事的人阴险地一笑:“我知道是什么。准是泔水。不信你们上去问。”当留定用自行车带着大桶匆匆赶来时,几个人一拥而上,强行打开桶盖检查,果然是泔水。“胡校长贪污泔水”遂成为全县教育界的“美谈”和笑料。
更有嘲讽他没出息和小气的故事。说他家里盖房,去请人帮忙,先抽出一支烟,再问人去不去帮忙;如果人答应去帮忙,就敬人一支烟;如果人家去不了,就再把烟装回盒子里。
说他听党的话已成为不可更易的习惯。他娘死了,他去找村党支部书记,问准不准哭。村支书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回答说:“你娘死了,你就是笑也没人管你。”
每逢批判,他总是上台扯嗓子挥拳头,跳得很高。本来他可以跳得更高,但终于受到了自身条件的限制:他是个瘸子。他的外号叫胡瘸子。
乡村自有闻问国政的老头老太太。闲天时候,常常围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讨论谁谁应了哪颗星星云云。
枪是河南农民并不陌生的东西。河南过去土匪多。穷的地方土匪都多。财主家都以几十石粮食换一杆“快枪”——快枪就是半自动步枪。人还以“长枪”“短枪”来称呼“步枪”“手枪”。当地老百姓最崇拜盒子枪。“腰里挂着盒子炮”是描绘一个人凶狠或有权势的典型语言。
共产党执政以后,几十年间“洋枪”在民间绝迹,剩下的只有土猎枪。土猎枪被用来打兔、打雁。村子里有一个人叫金保,解放前是一个黑枪手,专受雇代人杀人,与西方社会的职业杀手庶几相类。解放时镇反,他痛哭流涕地认罪逃得性命。枪被收缴,人也老实了很长时候。但过了一段终于技痒,想再操起枪。那时的社会下不可能再当杀手,所以就当起了猎人,以杀动物聊替杀人。他常常身背一个很脏的帆布挎袋,肩扛着一杆自制的霰弹猎枪在河滩、坟地转悠,打兔、打獾。此人眼睛总眯缝着,耳有点聋,但枪法极好。因为打猎,常常在家中挂着野味,村子里谁被火烫着了,就到他家去讨点獾油,人们坚信獾油性极凉。但有时他打着谁家房上住的鸽子了,谁家的女主人就会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心黑”“孬种”等等不一而足。人们还传说他黑夜外出打猎,曾在月明中下看见一只老狐狸在拜月。金保一枪打过,老狐狸一溜火星飞快隐去了。从此这只老狐狸和金保结下了仇气。老狐狸已修炼成精,道行很深,要报复金保。有一次金保在河滩打猎,一扣板机,枪“笑”了,也就是枪膛炸开了。乡间把枪膛炸开呼为“枪笑”,一个“笑”就好不让人毛骨悚然。但金保居然没有伤着——看来金保道行也不浅。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金保,但越不问,越觉得有些神秘,每次碰见金保都不自觉地多看两眼。金保平时除了见面打打招呼,从不和人多说话,在村子里对小孩们来说他是惟一的一个陌生人。村子那时候才二百多口人。听说这几年金保似乎又活跃起来了。在苹果园守园,夏天凉棚下他向年轻人吹嘘他从前怎么杀人,“像咱庄上谁谁,要搁是早先,早就毁了他了。”有一次他居然扬言要干掉村长。村长的儿子登门拜访:“金保叔,我来问问你啥时候杀俺爹?”金保的回答也爽快:“等我想杀的时候。”
现在各村的小青年开始置买机制猎枪了。汽枪只能打鸟,已经不过瘾了。猎枪又变出了许多花样,有双筒枪,有转轮枪。猎枪多产自东北,百米以内能打死人。人也是动物,可猎。
炸药在民间也很普遍。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乡下二流子总爱用炸药炸鱼。自制的炸药,从厕所中刮下茅池边上的白硝,用三种原料配方,然后放在锅里炒。没有比在锅里炒炸药更危险的炊事了。有一家炒炸药,锅太热了,忽然炸药在锅里“轰”地一直炸开了,火苗一直蹿到屋梁上。
用炸药炸鱼是一种最缺德的捕鱼方法,但最好看,最刺激。把雷管扔到水里,听着一声巨响炸开,看水里掀起冲天的水柱,过一会儿鱼就一条条白肚朝上浮了上来。村子里有个叫二孩的电工已经五十多岁了,酷爱炸药,不幸在一次炸鱼时把一条胳膊炸飞了,至今还垂着空空的衣袖。但仍不戒炸药,尽管不再炸鱼了,却在家里开了一个作坊,专制造鞭炮。看来人们爱一样就是爱一样,本性难移。今年过节,他还打发孩子给我家里送来了一对巨大的红色爆仗,大得看起来森人,点燃后像铳一样响,声沉而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