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回乡琐记
作者：李书磊
1990年1月26日:敝乡风(中)
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的素食者。一个个文文弱弱,和和气气,在乡村粗鲁而蛮野的气氛中越发显得文质彬彬。斯文的腔调和语言总是和乡村的风气不合,所以说起新名词和文语总让人感到不自然和刺耳。
当然最可笑、最缺乏现实感的是那些入迷的语文教师。读到一篇得意的课文就忍不住啧啧称道。还有不少语文教师想在文学上成功,下苦功夫写了不少诗与小说,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整天价写“我爱你”之类的酸味很重的东西,搞得神经兮兮;津津乐道于辗转听来的文坛轶事,很唐突地激赏某一篇并不怎么样的作品。更兼一次又一次的投稿,但一次又一次被退回,弄得很泄气。但这样的老师又不能把退稿的事告诉学生,学生听了以后肯定会大喜,并且为自己作文写不好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一位中学教师把他写的小说拿来请我看。因为小说写得无法卒读地糟糕,看过以后无话可说。而他则主动提示:“我的小说触及到了当前社会的弊端……”然后问起我的写作情况:“你写作的条件很好,可就是创作素材有点局限……”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议论一些言不及义的问题。
有时人的谈话会极为吃力。双方都极力寻找可谈的话题,找到以后又一下子谈完了,还得继续寻找。边提起一个话头边担心对方是不是能够领悟,因此每番谈话都是一次冒险。
冬天正是邻里街坊串门的好时节。尤其是冬天的晚上。来串门照例不敲门,推门就进,边进边问:“××妈搁家没有?”或者(或是找男的)问:“吃罢了没有?”妇女们是边纳鞋底边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男人们则边抽烟边讲一些陈年故事、国家大事或者村里政治。冬天照例要请客人上“煤火台”,即做饭兼取暖的炉台上那一小片空地。一般这块空地是留给家里的老头老太太的,如果没有老人或者老人不在则要让给比较重要的客人。或者在屋中的空地方燃起一堆火,冬天常用于室内燃火取暖的往往是玉米芯,将晒干的玉米芯摆成很规则的易燃的堆,点燃起来。
现在条件好了,许多家庭有了取暖用的轻便炉,烧蜂窝煤。冬天常见的谈天也被男人的喝酒或者看电视取代。
电视把城市生活的光与色唐突地引入了乡村。农民有了钱,大都买电视;结果买来了这么一个怪物,把让自己大吃一惊的陌生的东西一下子带到了面前。
农民对电视中城市男女的大胆爱情自然地表示了某种理解和容忍,好像城里就应该是一片淫乱,不如此就与想象中的城市不符。农民对城市人最不接受的就是跳舞,称为“拧屁股调腰”,特为之羞。好像农村对性的实质性行为是理解的,而对于性的展现则是抗拒或抵制的。
乡村学校常常有一些草包教师把持,既令人发指又令人失笑地误人子弟。一老师将“蜘蛛”读成了“蛛蛛”,“蛛蛛”乃本地土语;一学生起来纠正,该老师大怒,摔书本,不再讲课:“谁要是会谁来讲!”如同所有无能有权的人发怒一样。结果该老师担任哪个班的课,就遭到哪班学生家长的一致抵制,只好赋闲。而且学生中有调皮者,把该老师家的树削掉皮,露出白干,用钢笔写上“小安(该老师小名)吃屁”之类的孩子骂人语。小安就追查,让每个学生写两句话,一句含“小”字,一句含“安”字,想过过公安局对笔迹破案的瘾。无奈侦察能力有限,终于没有查出,成为笑柄。
还有一小学校长深为学生所恶,有学生在校厕所砖墙上用刀刻下“这是校长的食堂”,校长从此不在此解手。
学童的反抗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无能无学的老师使学生调皮起来,这在河南乡下称为“不压台”或“压不住台”的老师。乡间舆论有时也很同情受学生欺负的老师,有谚曰“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有时乡民也很头痛于学童的捣乱,又有谚曰“宁和鳖结邻,不和学对门”。
许愿是乡村人向神祈告的一种方式。过去许愿是烧香,许下一口猪或者一身纸糊的衣服,现在许愿也现代化了,多是许电影。神也开始看电影了。一家还愿演电影,邻里街坊都送几挂爆竹来助兴。
“大队干部”现在改为“村干部”,“村”比“大队”听起来顺耳一点。村支书被称为村里的“老灶爷”,大事小事都得经他的手。大到为人家点划“庄户地”即宅基地,小到家里兄弟因养活老人问题打架,都得找到门上。
村里现在土地分开了,生产上的事不用村里操心,两件最大的事就是宅基地和计划生育。宅基地有好有坏,划好划坏依人家的地位、势力、与支书村长和村干部的关系、送礼的多少定,但人道主义的是不管你多“没成色”,总会划给你一块地,否则家族势力和村里舆论就会出来干涉,认为做得“太过”“太绝”。
计划生育是一件最让人棘手的事。现在规定不许生第二胎,但一般的变通措施是默许你生一个男孩。如果你先生一个女孩,二胎、三胎仍然是女孩,甚至会允许你生第四胎。一生男孩,就得马上结扎。村干部考虑自己终究得在这村里扎根,官不能当一辈子,而不让谁生男孩就和谁结下了深仇。所以计划生育问题是上下心照不宣,下对上连唬带骗。人口一直上升不降。更有不少乡村干部将对超生者的罚款当成财政的重要来源,对超生纵而养之。
计划生育使乡村中性问题的神秘性得到了部分消解。“上环”刚刚流行时曾是一个很猥亵的词,现在已变得普通又普通了。“结扎”、“怀孕”、“大小月份”、“流产”、“引产”都上了文件,成为干部口中的公文语言,念这样的文件、谈起这样的话题不再有人窃窃私语、掩面而笑或者神情不自然了。政治使性变得枯燥起来,把性行为机械化了。
黄河对住在河滩里的农民究竟有多少影响?我发现心理影响极小。家乡的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河文化意识。对捕鱼很陌生,只有一种拙笨的捕鱼方法较为常见,即“戽鱼”,发现哪个小河沟中有鱼就几个人联合用抽水机将水抽干或用脸盆把水戽干,然后再捉起鱼。即使这样的捕捉也不常常遇见,因为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至于使用鱼网如流网、撒网捕鱼,更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乡村二流子偶一为之的勾当,多是用来消遣。
很少有船,也很少有船的概念。耕种上也很少动黄河的脑筋。
黄河除了隔几年的“塌河”(即塌方)和发大水之外,几乎对家乡人的生活未发生什么触动。人们好像对眼前偌大的一条河视而不见,从来没主动想过这条河的事情,没有打过这条河的主意。乡亲们大多没有去过河对岸,没有沿河上下去看一看。没有关于河的传说、故事和歌谣。那点与河仅有的联系方式也是受到河水侵犯之后被动而本能的反应。黄河对于家乡来说是一个不祥的过路客。家乡人不了解它,不亲近它,对它只是敬而远之。
这也许可折射出河南人的一点心理状态。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郑州人身处交通中心而内心那么封闭保守。河南人从来就拒绝环境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