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
作者：胡鞍钢等
认识到资本家——委托人也有道德风险或败德问题，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钱颖一主编的《比较译丛》中最近出版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大学一位金融学家合著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信出版社，二○○四年）。也许比“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更好的标题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一场公共辩论
康晓光
郎咸平提出的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就是这样一个迟到的、并不深刻的“发现”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普通公众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参与一场学术争鸣，而是作为一个公民来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问题。
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至少它可以在道德层面明辨是非。有人说，这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吗？我说有！同样一种现实，我们是无可奈何地接受并且批判它，还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并且赞美它，绝对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并不是说，有道德的社会就不存在不道德的事情，而是有道德的社会在价值上否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而不道德的社会则不认为不道德的事情是坏的，相反它认为那些丑恶的、黑暗的、不公正的东西就是美好的。
客观、历史地承认企业家的贡献
王巍
对于国企改造的问题，由于立场不一样，想法就不一样。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是好事情。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话语权，更喜欢用自己的语言去统一别人。他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这一套东西是对的，其他的几乎都是旁门左道。我听了一上午大家的想法，也希望表达一点作为商人的看法，供你们批评。
刚才许多人对MBO十分不满，我在业界是最早宣传管理者收购（MBO）的。第一本书就是我写的，五年前出版，叫《MBO，管理者收购》，当年还获得出版界的一个奖。当时我还送大培一本，一年后大培出版了他的《混乱的经济学》，有一个专章批判MBO。大培在这方面的批评远远早于郎咸平。现在大家都在谈MBO，网上也在大骂，许多经济学家也避之不及，让我不理解。在我看来，MBO不过是个金融工具，不能因为使用的问题，就说是MBO这个工具的问题。MBO是很普遍的，全球和美国经济都在用它，它仅仅是一种正常的普通工具。你拿这个工具做什么事情，在中国形成什么效果，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朗咸平引发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大讨论，国企改革走了这么多年，各界该有这么一个讨论了。这不存在着谁对、谁错，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大家从理性重新审视国企问题，是个好事儿，争论的双方立场不一样，有不同看法，不能强求统一，消灭异己思想。郎咸平对我来说是一个立场很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在三年前，他是强烈反对国企的，现在又改变了立场。个人善于表演，这没什么错，社会也是需要媒体经济学家的；没有他这样的人，这个事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应当感谢他。当然，由于迎合了关心弱势群体这个基本国家政策之后，郎咸平的这个观点一出来，就获得社会各个群体的广泛关注。
郎咸平作为经济学家，对于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他是理解这个复杂性的，但他将板子全部打到企业家身上了。在我国，企业家是从无到有，并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创业、成长的，在一个如此强大的公有体制下，他们有多大的本领来“掠夺国家资产”呢？“国有资产全面流失”中谁的责任更大？
应该说效率和公正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永恒主题。企业家永远是以效益和发展的名义，去做所有的经营活动。这个经营的结果由谁来评价更为合理？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定是以道德、正义、公正的角度来观察和批评社会，历来如此。从当下的语境上，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处在社会边缘状态，全世界都一样，但在历史的观念上，他们有可能大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在当下要做出牺牲，从而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影响主流观念，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德。大家尊重知识分子，也许就因为他们从不趋炎附势，安贫而乐道吧。我一向主张商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完全是两类动物。前者始终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安排效率，站在企业的利益上，帮助企业赚钱。而经济学家就要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解决公平的问题，实现帕累托状态。例如，经济学家原则上要反对垄断，公平对待消费者。商业经济学家则主张制造垄断，保护创新的利益，不垄断我怎么赚钱呢？在大家基本立场都不说清楚的情况下，真正的对话就不会实现，只能自拉自唱。胡鞍钢方才提出的处理国有资产的几大原则在道德上值得高度肯定，但在操作中很难实现。全民的参与和分享如何进行？高度的透明度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社会的批评和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仅仅有道德正义是不够的，还要历史地观察和逻辑地论证。所有的社会转型都是痛苦的，美国在上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代的经济转换和产业整合时代同样面临大量商业道德和腐败问题，还是在发展中解决，当然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企业家也有道德，也有他的良心呀！没有这些企业家的奋斗，中国怎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市场化和国际化呢，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企业家使多少沉睡中死亡的国有企业，重新激活起来了。看看这个历史事实，如果不是意气用事，我看张维迎呼吁要善待企业家群体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吧。即便是郎咸平攻击的顾雏军也是应当被公正对待。只有顾雏军这样的资本运作者会激活市场和经营界，他以小搏大，整个业界就全活起来了。如果没有这批人，还是一池死水。即便他是坏人，坏人也有坏人的用处！市场经营是商业道德，不是我们传统文化道德所能简单判断的。
每个企业都有隐私，就像人一样，但隐私不等于违法和有鬼。我不愿意讨论案例，这是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企业家也许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对他们来说，生存和发展更是头等大事，他们更愿意善意地理解，公共知识分子们会历史地客观地总结企业家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