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作者：邓小南等
第三，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从上古到明清一脉相承，不曾中断，而且是一环扣一环地发展起来的，因此有脉络可寻。要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必须对前此、后此的政治文化也有所了解，把握它的来龙和去脉。余先生研究朱熹，注意到不能仅从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着眼，因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从北宋开始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研究宋代的政治文化不能只着眼于宋代，因为宋代政治文化是在汉唐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余先生所说的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些特点就不是宋代独有的。比如“国是”问题，秦汉就有，只是不像宋代那样明确，法典化程度也不如宋代高。再如“外王”之学和“内圣”之学的对立，也不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的，魏晋以来儒家的“礼法”之学和玄学、佛教的“心性”之学的对立显然是其前身，汉代儒家内部“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主张的对立，还有战国秦汉的儒法之争，可能是更早的渊源。宋代学术思想肯定不是像理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直接承自孔孟，和汉唐无关。那么宋代政治文化和汉唐政治文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四，政治文化史研究是个很有潜力的方向。政治文化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学科不同，它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它的研究对象是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等诸多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而恰恰是这一独特视角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能够揭示一些从单纯的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视角所看不到的现象。这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一条上下贯通的发展线索，并且对各个时代的政治、学术、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它很可能是中国历史诸多发展线索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把这条线索勾画出来，对我们系统理解中国历史会很有帮助。
葛兆光（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我读余先生这本书比较早，去年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读过。当时，一个朋友传了一篇书评给我，他在电话中说，这下可有人把余先生修理了。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又接二连三地听到一些说法，好像总算有人把余先生扳倒了似的。我发现，这些评论有很复杂的背景：有人认为余先生这本书有瓦解儒家价值世界的倾向。这里不仅出现两个价值的冲突，同时也出现了两个学科方法的冲突。第一，所谓价值的冲突，就是一些人要捍卫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儒家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意义，可是在历史研究和意义阐发之间，真伪和是非常常是有冲突的。这两者之间怎么协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价值的冲突。第二，所谓方法的冲突，是受哲学训练的人研究哲学史，习惯于把宋代理学的思维和主张，悬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上，抽象出来谈永恒的可以叫做哲学的东西，研究历史学的人，却习惯于把它还原到历史语境里去谈它，这就发生了一点冲突。
这样两个冲突来源很早，对于朱熹的研究，很长时间确实都是中国哲学史在引导。今天讲的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学视野一般都不太谈这个事情，余先生打破这样一个状况，当然就引起了一些反弹，所以才形成这样一个争论。余先生这本书出来以后，慢慢会有一批包括哲学史界的学者会认同，比如我注意到陈来的书评，题目就是《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所以，当我们用历史学的视野讨论这个过去属于哲学史的话题的时候，余先生这本书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第二，也许我跟各位的学科背景不太一样，我非常注意余先生这本书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写作，一个是想像。余先生这本书里有很多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他很注意这本书的写法，就是写作的技巧。现在，包括学哲学的人和学历史的人，很多人不太注意这方面。你可以把余先生这本书和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对着看，看上去，余先生所使用的很多资料在束景南的书里都有，问题是，你怎么把它串起来，而且就好像你亲历历史一样去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余先生对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变化，写得非常生动，也许，他的历史史料不能完全支持和证实他的叙述，但是，他有非常巧妙的想像，他用心理史学来支持他的想像的合理性。我们现在写历史尤其是写哲学史思想史的书，很少有像这部书一样，好像一幕一幕话剧似的展示历史，所以，余先生的书很好看。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常常讲“历史学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想像力”。最近，我看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我认为，黄先生很了不起，他对陈寅恪先生很多具体论断和史料应用的批评是很对的，但是反过来说，陈寅恪先生对于隋唐很多历史因果关系，是有很丰富的想像和连缀的，陈先生史料功夫很了不起，其实，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想像力和大视野，他用这种想像和视野，使得那些史料有了一个框架式的历史解释，后来的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在他的如来佛手心里，这就是大学问家。
第三，思想世界和历史世界。余先生用这样的方式写了朱熹以后，激起那么多的反弹，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这本书出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对立，用历史学方法的研究和用哲学史方法的介入形成一个对立，于是，价值和事实之间仿佛出现一个鸿沟。所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沟通？其实，余先生从朱熹的历史世界，从孝宗、光宗、宁宗的各种变化讨论朱熹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对理学价值世界的瓦解，倒是支持了理学价值世界的成立。为什么？“道理最大”呀，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当时流行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士大夫或者理学家为了对抗笼罩一切的皇权不得不提出的高调口号。如果你能够证明或者能够叙述出宋代理学家由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借用似乎抽象的高调真理，来赢得话语空间和说服力，那个理学的“道理”就很有价值。所以，我想这是不是可以沟通两端？
另外一方面，我始终稍稍有一点不满足。宋代的理学家，包括道学之外的这么一批人，对于政治文化的关怀，不仅仅是在朝廷上的政治活动。宋代士大夫跟前代士大夫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地方上、在具体的施政领域、在改变风俗方面有很多作为。特别是理学家，他的理念在支持着他的作为，所以我一再说，其实当时的“一道德、同风俗”这个思想，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理学家的理念和实践的贯通，实际是把理学家要重建三代秩序的想法，用在具体的推动风俗改变和儒家文明扩张的方面。从最抽象的道理到最具体的事实之间，实际是可以贯通的，不仅仅理学家抽象的观念，可以和朝廷上的政治行为互相支持，实际上，它和士大夫在社会中的实践活动也是可以互相解释的。所以，我总觉得，余先生这本书非常好地描述了一个孝宗、光宗、宁宗时代一批精英的活动，同时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很好的继续研究的领域，要研究他们这批士大夫的理想，如何通过他们具体的活动，把他们的理念不仅仅渗透在政治中，而且也渗透在对社会风俗的改造中，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最近，台湾又出了一本余先生的新书，实际就是这本书的绪论，加上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讲明代，从宋到明，我想，需要注意余先生下面往哪儿走，因为那篇明代的文章还是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在往哪儿蔓延，这个蔓延就有可能变成讨论整个的政治文化历史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