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作者：邓小南等
余先生强调士大夫到中央求发展的事实，对长久以来关于宋代社会流动、精英地方化的讨论，提出很好的修正意见。不过，这两者也有可以调和的地方。宋代在举荐制度下，廷臣引荐同乡、同学，形成一股势力，他们的目标是往中央发展。但南宋官员缺额问题，却也让这些士大夫有更多时间经营乡里。从高宗起，南宋官多缺少的情况日益严重，士大夫任官的时间相当短，反而长期赋闲在家。像朱熹、史浩等人，在野的时间比在朝的时间长。他们乡居时，基于关怀乡里之情，在基层社会做了许多像社仓、乡饮酒礼、乡曲义庄等社会文化活动，都是他们以民间身份来推动的。
邓小南：读余先生这本书，有很亲切的感觉，也很受启发。政治文化可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角度，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方面。国内的宋史学界，也有学者在政治和文化交界的层面上从事研究。我个人讨论宋代的“祖宗家法”问题，和政治文化也有关系。使我感受很深的是，余先生着眼于三千年的政治文化发展，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走向，他有一种强烈深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这使得他的中心关怀和纯学术的研究者不很一样。
这部差不多一千页、七十余万字的著作，追求微观与宏观的交相映发，钩沉索隐、发凡起覆，通篇洋溢着作者重建历史过程的自信与自得。书中很多微观的考订相当“到位”，当然有些考订也还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在整体贯通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推进。读者能够体味到大家治学的把握力，体味到余先生在自己研究过程中的兴奋和“发千年之覆”的享受感。
我自己觉得，国内的宋史学界似乎缺少一些共同的话题，有时我们习惯于自说自道，而不很关心周边的研究和我们的读者。在读余先生书的时候，论述过程中的设问方式——实际上也是对话方式——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想：这部书在和什么人进行学术对话？如果粗略地翻看，会觉得书中的论述基本上是沿着作者个人的思路前行，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对话。但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会感到对话无处不在。
一方面是与读者的对话。这从行文风格（特别是下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一部书在确定写法的时候，应该是和作者心中潜在的有价值的读者群有关系的。余先生在著述中，以一系列的设问组织材料，回答心中以往存在的疑问，同时也引导自己的读者。例如国是、孝宗晚年之政、理学朋党、得君行道、皇极等问题，作者都是反反复复予以交代，使人感觉到他对于读者一方的接受程度很牵挂于怀。
另一方面是与既往研究的对话。首先，从题目来看：这部著作从序发展为书，标题大概是后出的。作者在《总序》和《自序一》中，对于本书副题的确定有清楚的交代；书名正题的选择，框定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其中蕴含着余先生很清晰的思想脉络，而陈来先生的书评也正是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为题。我猜想，同样在允晨出版、而且由余先生作序的田浩先生《朱熹的思维世界》（中译本），有可能是促成他选择这一标题的因素之一。从思维世界到历史世界，余先生强调了和以往研究的衔接，以及自己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同时推进了思考和对话的议题。其次，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政治文化”，很明显地反映出余先生对于美国主流学界宋史研究圈的回应。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一方面促成思想史与社会史交互为用的取径，一方面导致与政治相关的论题淡出，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美国宋史界的主导倾向。而这一研究取向，对于自整体上把握宋代历史的走势，可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余先生也许是不愿意以治宋史自限，所以不倾向于直接地讨论批评。再次，从本书的主线来看：以“历史世界”为关注对象，在指出两宋不同的同时，强调其延续性，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共性；这显然与刘子健先生《中国走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强调“南宋与北宋的迥然不同”构成对话。有意思的是，在该书中译本中，我们看到刘先生说他“把研究焦点置于十二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要“着重考察士大夫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活动是如何交织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讨论南宋政策与政局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时，他问道，“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环节”？而余先生书中也是在追寻南宋历史上“遗失的环节”。另外，本书的一些重要议题：例如“内圣外王”以及与此相关的“抽离”“回转”等问题，对于“内圣”文字加以政治解读，显然针对哲学史习见的叙事方式；在具体问题上，例如朱陈“王霸义利”之辨的性质，例如陈亮绍熙四年的廷对策，也都寓含着与以往研究的对话。余先生说，“开创新学派的人特别注重同时代论敌的思想，这是中外思想史上最常见的现象”（见本书895页）。我想，作为学界的大家，余先生也有这样的意识。
这部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非常善于提炼中心议题。这部书集中讨论的，是淳熙末到庆元初八九年间的历史，但展现出来的研究视野相当广阔；如内圣外王、秩序重建、得君行道等中心议题，延展性、解释力都很强。其中我个人感觉最为突出的，是“国是的法度化”，这一脉络贯穿到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权力世界的运作方式、理想与权力的互动、党争与士大夫集团的分化、皇权与皇极等方方面面，显现出余先生作为大家的气势和极强的“把定”功夫，当然也反映出研究过程中的解释力，或者是通贯联想的能力。
张国刚（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这部书由上下卷和“绪说”三个部分组成。上卷讲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一般的形态和结构，先是提出宋代士大夫有一个“回向三代”、重建秩序的追求。余先生认为宋代士大夫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他们自视为政治的主体，自认为要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如何定“国是”，是士大夫与皇帝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话题。北宋的“国是”是变法还是不变法，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便是这样走下来的。南宋的“国是”是对金人的守、战、和，这个问题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存亡，一直影响着孝宗、光宗、宁宗的政治。宋代士大夫要求重建秩序，理学家的思想就是为了论证这个新秩序服务的，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理学集团无非围绕新国是和重建秩序而展开纠葛。“绪说”虽然冠诸篇首，却是全书写完以后才写的。目的是为了使全文比较散的结构条贯起来，特别是要集中讲一讲道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什么余先生写完正编后要集中写道学的形成问题呢？其实，上下卷的那些论述都是为这个“绪说”服务的。
这本书引起了宋史学者，特别是理学和朱熹的研究者的反弹，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它对传统哲学史思路提出了挑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余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架构有一种新把握新定位。比如，余先生说宋代是士大夫生存状态最好的时期，思想自由，以帝师期许，王安石跟神宗就是师生关系。我们知道在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把宋代归属于“近世”，这个说法自内藤湖南以后就颇为风行，认为宋代以后的皇权不断提高，宰相的权威不断削弱。这也是所谓唐宋变革的一部分。余先生把这个观点推翻了。
余先生理解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政治行为方式，一个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余先生在这里主要是在政治行为方式这个层面来讲宋代的政治文化，同时也涉及到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层面（比如“国是”与改革问题对于理学家的影响）。余先生把宋代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上升到政治文化层面来认识，不是一个随便的说法，不是一个现象描述，而是对整个时代的把握。如果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这样一个特征，即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余先生曾对我说，“王与马共天下”那只是个别士族之家的事，而宋代是整个士大夫阶层），与内藤湖南以来的唐宋变革论者所理解的宋代君臣关系就完全不同了，那么，我们对唐宋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就要重新审视。不管如何，我们应该说余先生的看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沿着余先生的这个思路去看待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肯定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么，为什么宋代会出现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余先生只是提到唐末五代各种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宋代士大夫提出要重建秩序，当然与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密不可分。宋代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国是”问题上，北宋是富国强兵，南宋是生死存亡，这是这个时代给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趋向、学术议论的中心议题当然会有所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历史的纵向发展趋势。宋代新的政治文化和学术的产生，有历史纵向发展的源流，有社会现实脉动的风潮，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时代之潮流。我们要看到现实的脉动，也要看到历史的走向。宋代的道学或者理学，以礼义名教为核心价值。它在先秦还只是思想家的一种学说，到汉代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那个时代老百姓还没有接受，一般官员也没有接受，只是国家把它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东汉士人尚名节，是国家和社会试图把它培养成社会行为规范的表现。礼法门风逐渐被贵族阶层当作自相标榜的身份标签。汉代的经学派别称之为“家法”，到南北朝的时候，这个经学的家法就逐渐内化为读书世家的道德自律和行为规范。人的自然本性被熏陶成礼义名教。魏晋时期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可以视为知识分子对这一趋势的反动。“名教与自然”的大争论，反映了知识分子集体反对用儒家伦理来规范社会和约束自己，当然最后是失败的。南北朝的士族家庭无不认同儒家礼法文化。但是，它在普通民间并没有完全被认同。我们从寇谦之和陆修静整顿道教的混乱污浊可以看出其间的一些影子。于是到唐代，就出现统一的趋势，一方面是不同士族之间的家法要统一，另一方面是从士族之家向普通百姓之家的普及，普及也是一种统一。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唐朝并没有完成。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加速了儒家伦理的普及进程。宋代士大夫重整社会秩序的努力，从思想和社会层面来说，就是道学（新儒学）的发生及其世俗化形态家法族规的普遍订立。把它放在比较长的历史长河中看，就更能理解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就该是这个样子。但是这种重建秩序受到现实力量的挤压，或者说宋代的“国是”——富国强兵问题和战、守、和等问题决定了士大夫对历史趋向采用何种方式加以回应。余先生在书中详细观察了宋代道学诞生的现实政治文化层面，我读了余先生的书，觉得还有一个纵向的历史发展层面。相信余先生这本书将长期影响到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索，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书中的看法。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