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作者：邓小南等
“国是论”是余先生书中非常重要的架构，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落到实处，推论就难以成立，所以这方面的材料还需要补充一下。第一，宋神宗定“国是”不是始见于熙宁三年，而是在熙宁元年，当时王安石还未任参知政事，也就是说变法还未开始。由此来看余先生有关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了压制异论而定“国是”的论证值得重新思考。第二，就我目前看到的有关宋代“国是”的材料，“国是”的内涵有两点。一是泛指国论中之一种，把国是作为基本国策来理解，这个国策包括对内对外政策。这一类“国是”从宋神宗朝一直贯穿于北南宋的历史中。另一类是余先生所讲的作为政治路线代名词的“国是”。运用“国是”这个手段来打压反对派，主要存在于北宋后期绍述派当政、宋高宗时期秦桧掌权和庆元党禁前后的历史时期。第三，关于资料的使用问题。余先生不是做宋史研究的，他对北南宋的“国是”基本还是一种推论。有一些基本资料余先生没有使用。如绍圣本《神宗实录》就明确说宋神宗“去壬人而定国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元丰四年定国是的具体记载。南宋中后期人对“国是”议论和反思的材料颇多等等。从论证的角度讲，如果使用这些材料来讲“国是”可能会更好一些。
余先生书中另一个重要架构是宋孝宗后期欲起用理学集团来完成他未竟的恢复大业，要重建历史“遗失的环节”，但是余先生只注意到理学集团的思想和动向，而对反理学倾向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没有太多的论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不能把历史说清楚。虽然余先生从心理学史及其他角度揭示了一个层面，但是不能忽略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说宋孝宗和理学集团结盟的基础是什么。我想讲三点。第一，孝宗自己本身的政治态度。孝宗号称南宋第一明君，他的政治态度更多是务实的。孝宗在位二十七年，他一直对恢复这个问题念兹在兹，虽然受到宋高宗的影响，但是整军和理财措施却一直切切实实地在做。余先生说张、朱熹等都曾纷纷给宋孝宗上奏，但他们一上来先讲一段大道理，让孝宗如何做修养，理学家更多是纸上谈兵，所以得不到宋孝宗的重用。孝宗不喜欢空谈，这在陈亮的《上孝宗书》里说得很清楚。后来宋理宗时魏了翁也有一个很具体的论述，说宋孝宗很想有一番政治作为，但是给他出谋划策的人主要是理学家，大都夸夸其谈，而没有具体的施政措施，让他无所适从。
第二，学术环境，宋孝宗时期的学术文化政策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孝宗并不偏袒某一个学派，在这个时期里，理学恰恰是在民间发展，官方并不重视。宋孝宗对王安石新学、理学、苏学三派，更喜欢苏学。王安石新学自北宋后期就祀享孔庙，属于官方学派。当时理学的很多人上奏，想把王安石从孔庙中撤出来，但是孝宗不同意，他认为王安石的政事有误，文章还是很好的，在三个学派中，宋孝宗并不很喜欢理学。
第三，理学家的政治取向，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大，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其一，宋孝宗后期，赵汝愚编了一部《宋朝诸臣奏议》。赵汝愚本身不是理学家，但他不仅赞同理学，而且在这部书里贯穿了理学家们的政治主张，只要翻阅一下《宋朝诸臣奏议》有关篇章，就可明了他坚决反对变法，政治上绝对保守。其二，《朱子语类》说宋仁宗后期到宋神宗时期是该变的时节，但使用王安石不当，苏轼的主张不对，而司马光也不行。他的学生问如果让明道先生做这个事怎么样呢？朱熹说不出所以然，只是说明道先生会“自君心上为之”。可见他们不是反对富国强兵式的变法，就是对改革现实弊政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元朝人编《宋史》表彰理学，“崇道德而黜功利”，理学家重建社会秩序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与王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的“外圣”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宋孝宗和理学集团结盟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当时是不是又处在如朱熹说熙丰时期那样是一个该变的时节？当时的政治环境适合大变革吗？理学家不能得君行道，余先生讲主要是宋孝宗受高宗的影响。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问题是理学家们除了念念不忘“正心诚意”而外，并没有给宋孝宗提供多少有裨于整军和理财的措施或方案。
黄宽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大陆宋史学界研究北宋的很多，南宋的很少。南宋的研究也偏向早晚两期，孝宗到宁宗早期的变化较少，资料多又分散，梳理相当麻烦，所以大家就挑两头研究。余先生从环绕朱熹这一个主要线索，花很多的时间，做了细腻的研究，探讨三朝之间的变动，对研究南宋历史的前后联系上，有很大的助益。
研究哲学史和历史是两个不易交叉的学科。哲学史家讲比较形而上的理气，对历史人物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看得较淡。从事政治史研究的人，也不会把思想型的人物当作主角，而是侧重实际执政的人。其实，人是脱离不了环境的，受环境的影响，参与活动也影响现实。以单一学科为主的研究取向，彼此界限很清楚，形成隔阂，不容易看到全貌。余先生把二者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人，共同推动政局的发展，这种整合性的研究，对于提升文史研究有很大的示范作用。
这本书是余先生近年来用力极深的著作；许多模糊的史事，经他考订，都清楚且完整地呈现，但更重要的是，他将宋史与以前的历史做了有机的联系，超越断代的限制，更用心理史学的观点，弥补了很多历史资料的不足，这种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研究专题，很具有启发性。此外，余先生以锐利的眼光，加上学术信心，直接从史料进去，掌握到朱熹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的互动、变化，建立了一家之言。
余先生提出的“国是论”是宋史中很重要的议题。我虽然也注意到国是问题，但只讨论南宋部分，像余先生这样从北宋贯穿到南宋，是学界未见的。北宋的国是主要是变法，到南宋是和战，其实都和改革朝政与任用宰相有关，这也是宋臣议论的重点。年号的改变也具有朝政更革的用意。孝宗禅位、绍熙年号的改变，和任用三位宰辅辅佐光宗，都表明孝宗期望变革的心意。不过，孝宗显然过于乐观，因为他寄希望的三个人，都是官僚，都有自己的考虑，彼此不齐心，光宗更不是他所能期待的。余先生在这议题上提出了很好的观察点，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能够从北宋一直讨论到南宋中晚期的话，线索与变化可以更清楚。
讨论南宋官僚和理学集团争权，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余先生提醒我们，这两个集团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如果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正由于不清楚的界限，因此当冲突爆发时，还有人从中调和，让党争延到庆元年间才爆发，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