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作者：邓小南等
田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余先生写这本书，在我看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专门研究汉朝的历史学家。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转到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史。因为当时美国人对汉朝的具体题目兴趣不大，而对清朝的兴趣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他写出了《戴震与章学诚》。
我到哈佛，原来想做中国近代史，可是发现对宋代更感兴趣。但余先生在那时候对宋朝没有很多兴趣，而对汉朝与清朝的思潮有同情感，他觉得朱熹太抽象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学中文的时候，余先生带我去拜访钱穆先生，他们两个人谈论的时候，考证的传统很明显。钱穆先生晚年对朱熹很感兴趣，写了《朱子新学案》，家里挂了和朱熹有关的字画。
一九七三年我去拜访余先生，问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余先生对欧洲思想史有兴趣。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方向，看朱熹如何把佛、儒、道对“心”的观点结合起来，并和欧洲的思想进行比较。余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太大，建议我做一个比较小的题目。在图书馆看书四个月之后，我决定了题目——朱熹、陈亮之间的辩论，讨论朱熹的政治思想。那个时候，余先生觉得连朱熹的政治思想都容易搞得太抽象。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开了朱熹讨论会，余先生对这个会很不满意，因为多半的，特别是大陆来的学者谈无极而太极，他觉得太抽象了。
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余先生的立场有一点改变。一个原因是，在八十年代，他研究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要和欧洲做一些比较，如韦伯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理学、朱熹更有兴趣。可是他的立场是来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的。后来，台湾史语所的黄进兴，主要做清朝的陆王学派的问题，还做了历代孔庙，特别是皇帝与士大夫关于孔庙的争论。余先生认为孔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从这个角度可以讨论道统、政统的辩论。这使余先生更深地了解了宋代，特别是朱熹的重要性。后来，朱熹文集在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时候，黄进兴请余先生写序。余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三次，每次都无法控制，写得太长了。第三次才写成了一个序言。但是以前写的稿子舍不得浪费，于是他就修改前面两个稿子，这就成为这本书的基础。
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不仅看朱熹的著作，其他宋人文集和研究宋代问题的主要著作他都看。打电话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谈到他碰到了什么样的材料等等。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改变了以前对宋代、对朱熹的立场。现在他对朱熹有许多同感。记得八十年代，台湾有个电视台问余先生几个问题，余先生说道：你想写历史，必须对你的对象有同感。记者问他：你对古代人有同感吗？当代人呢？毛泽东呢？余先生全都回答：“当然有。”很多人觉得余先生反感大陆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却在台湾的电视台说他对毛泽东有同情感。所以他的立场很复杂。在做朱熹研究的时候，他对朱熹更有同感。
这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的考证传统是最主要的。而且，这和他一辈子的另外一个角度很接近——他多半的著作是中文的。虽然我觉得他的英文著作非常好，完全学会了欧美人的思路和写法，从头到尾逻辑是一条线。但他的中文著作不同，中文著作还是比较传统的写法。
他虽然在美国很多年，但并不很关心美国的学术圈。他没有兴趣作美国的学术领导，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中国文化。七八十年代，很多美国学者去新加坡，如杜维明对在新加坡成功实行儒家理念很有把握。那时，我问余先生为什么他也去新加坡，他们的政府领导真的会实行儒家理念吗？他这样回答：“他们一定不会。虽然如此，但我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所以必须帮忙；成功不成功，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他写那么多的中文著作，就是觉得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都抱有愿望。这从他青年时代进入北大以来就有，虽然一个多学期之后他就去了香港，可他一辈子都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这是他要写朱熹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这方面，朱熹在中国文化、政治中的活动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模仿。
写这本书，也给余先生一个机会，把他心里的许多话说出来，与国内的学者交流。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我不做宋史，只能小心翼翼地谈点感想。这部新著在思想史和历史的交界面上做了精彩的开掘，通过人、事件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时政治文化的微妙之处，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示。政治文化研究的取向各有不同。余先生揭举了一个定义，即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同时在其书中，又兼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我个人现在是做制度史，所以较多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看政治文化。余先生揭示了宋代政治文化的特征，如士大夫初次形成了与皇帝“共天下”、“以天下为任”的政治理念，以及君权和士人所能达到相对的动态均衡，这使政治斗争呈现出了特殊色彩，比如学理学派之争可以演化成官场的党派之争。在宋代这些现象很突出，但在前朝也不是完全没有。汉末名士也有“天下为任”的信念，中古名士也与皇帝“共天下”。汉代有儒法之争，魏晋有玄儒之争。西晋裴做《崇有论》，目的是政治性的，要纠矫放荡浮华，但他写成了一篇哲学论文，振作官僚法纪要从宇宙本原讲起。北朝重振了官僚法纪，但时人不关注宇宙本原问题，政治行政问题就在政治行政范围内解决。余先生开篇部分阐述了中华文明的持续性问题，三千多年间变化很大，但其间有个一脉相承的东西。余先生把秦汉帝国看成是一个周期，隋唐以后是第二个历史周期，士大夫的地位在隋唐是高于秦汉。我想除了阶段论、变革论的视角，另行采用一种延续性、波动性和周期性的思考，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模式，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是很有意思的尝试。寻找特殊性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但也容易不留神就过分强调了时代特殊性，甚至将之上升为“变革”或“转型”。田余庆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常态、变态、回归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似未得到充分重视。古人有“治世”和“乱世”概念，这本身就含有一种对“常态”的取向，它本身就将影响历史。若从常态、变态的角度看，三千年有很多起伏波动，但它们最终呈现出了一个中轴线。宋代的状况，是若干因素“凑合”的产物。元明清时，皇权和士大夫的关系又向另一方向偏转了。所以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模式和特征，在更长的时间中进行观察，有多少东西历代是一脉相承的，是沿着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有些被指为“变革”、“转型”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波动”？余先生能在一个连贯的角度上看待问题。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陈苏镇（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我的专业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对宋史了解得不多，但是读这本书还是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也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问题，基本思路也和余先生相近。余先生指出探讨文化和政治相互交叉的领域，最能体现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对此我很有同感。做这样的研究，必须从政治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入手。此外，我还有几点想法：首先，我认为“政治文化”同以往常用的“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主张”等概念不能划等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政治文化”强调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并由此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强制作用。“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主张”等等，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政治文化本身。思想、学说、主张之类通常属于少数政治精英，因而内容精深，体系复杂。只有当这些精英头脑里的东西，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才能形成某种政治文化，也才能对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我们进行政治文化史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