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上）
作者：吴敬琏 马国川
马：去耶鲁大学那一年，您已经五十三岁了。如果把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人视为第一代改革经济学家的话，你们这些第二代改革经济学家们大概就是在五十岁上下这个年龄开始补课的。您是带着什么问题去美国“补课”的？
吴：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作？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我是带着这些研究改革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去耶鲁的。开头的时候，我直接去听“比较经济体制”专业研究生的讨论课，但几乎完全听不懂。除了语言以外，主要的原因是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学过的经济学原理早已遗忘，分析问题没有基本的理论框架。于是在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像刚入大一的学生，从经济学原理学起。一方面从头学习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仔细观察美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这样就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清晰的理论认识和实际感受。然后对照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分析中国过去改革的失误所在。
马：具体而言，过去经济改革的失误是什么？
吴：主要是在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反复进行“放权让利”。从一九五八年的“体制下放”直到一九八○年的“财政分灶吃饭”，改革都是以行政性分权为主要方向，就是把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去行使。这种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的改革部署，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济机制。虽然这种分权使地方有了某种独立的经济利益，促使它们支持当地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分权的命令经济并不是一种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的观点看，集中统一是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的本质性要求；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层层分权，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弄得不好，就成了“诸侯经济”，而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行政性分权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其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转向以对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但是这种在中国称作“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它既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又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多次施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让市场机制，即按自由竞争形成的相对价格进行交换的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马：经过这样分析，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变成唯一选择。从意图改善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到认识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所在，再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唯一选择，您的思想产生了飞跃。
吴：的确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耶鲁一年半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使我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我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这一信念。
支持“商品经济论”
马：一九八四年七月您结束在美国的访问研究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情况是怎样的？
吴：我在美国一年半的时间里，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在经济方面，通过“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等安排，市场导向的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外贸企业等民营企业已经破土而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理论界和经济界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做了认真的讨论。
马：当时经济学界对体制改革目标有哪些看法？
吴：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殚精竭虑，寻求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良方。中国政府也一改“世界革命中心”的傲慢心态，向世界各国派出了成百个观察团，探求中国逐渐落后的二十年中其他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秘密。
从“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经济界和政界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大体有四个：最先学的是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后来，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内，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广泛传播。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两种模式都无法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人们认为可行的体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东亚模式”）。另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欧美模式”）。虽然欧美各国的体制也有许多差别，但它们在政府着重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决策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以上两种观点，大体上说，党政官员比较推崇“东亚模式”，例如，国家经委偏爱日本的做法（通产省主导），国家计委偏爱韩国的做法（企划院主导）。邓小平多次讲过要学习新加坡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则比较推崇“欧美模式”，因为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就是以批判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重商主义开始他的著述的。不过在当时，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并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反对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有必要承担更大的协调职能，这样，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就结成了支持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目标的联盟。至于政府作用大小的问题，则可以暂时存而不论。从一九八四年以后中国党政领导通过的“决定”、“决议”、“建议”中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做理论论述时，通常都会采用现代经济学，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语言；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却往往表现出更多政府主导的内容。虽然政府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在改革初期并不构成太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市场经济框架形成，下一步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是要强化政府的干预，还是让它从不该管的领域逐渐退出？往往构成重要的争论。
马：在早期，主要的争论还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
吴：在学术界热烈讨论“按劳分配”的问题时，就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不过出于避免政治上过于敏感的考虑，他们大都不用“市场经济”，而以“商品经济”的俄语表达方式来代替）。其中呼声最为响亮的，是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的薛暮桥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刘明夫。薛暮桥的理论思维和对经济运行的把握都比较通透，一九八○年他负责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草案）》中就已经提出，在中国应当建立“公有制占优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
马：这份《意见（草案）》有“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第一个纲领性草案”之称。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对于“扩权让利”的呼声很高。
吴：所以，最初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首先是四川在一九七七年选择了六家企业做试验，然后扩大到全国。“扩权”之后，果然企业有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副作用。加上七十年代中期“洋跃进”的后遗症，一九八○年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经济秩序混乱，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一九八一年四月，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整理的材料在内部印发。它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邓力群等主张计划经济的理论家属于第一类，薛暮桥等商品经济论者则被划为第四类。媒体上刊发了大量批判商品经济论的文章。薛暮桥还由于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做检讨。最后的结果是计划派取得了优势。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规定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