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上）
作者：吴敬琏 马国川
吴：但是比起薛暮桥起草的《意见（草案）》，却是大大地退步了。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对此是不满意的，一直想把这个“案”翻过来。一九八四年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这就是预定在当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开始时，起草小组绕不开“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几次起草出来的文稿，邓小平、胡耀邦都感到不满意。一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谈起中国改革的目标问题时说，看来还是应当用商品经济的提法。赵紫阳让马洪写出一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我回国不久，马洪就邀我同去东北参加各省和计划单列市的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在路上，马洪拿出这篇稿子和我一同修改。当到达第三站大连时，文稿已基本完成。马洪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回北京，将文稿印送给一些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老革命家”。
马：文章送上去有什么反应？
吴：没有什么人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政治家、理论家”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经济直接引出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还是从两种公有制并存引出商品经济为好。马洪对此做了回绝。使马洪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看过文章后，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马洪，夸奖这篇文章写得好，说是我们不能只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得知这一情况后，赵紫阳便在九月九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做出了以下的论证：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很快，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又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起草小组最终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草案。
马：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模式到底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明确。
吴：这种表达的确很具有中国特色。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谁都明白，它意味着中国改革的目标已经变为商品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对《决定》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马：把“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写进中央文件，您也发挥了作用？
吴：我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间接地参与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工作。接着，又参加马洪主持的“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的工作。从上海回来以后，马洪正式向我提出，把我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这意味着我要告别理论研究，转入做政府咨询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工作者，我本来更愿意做理论研究，但是通过参与为商品经济“翻案”和上海战略文件的起草工作，我感到这类工作能够直接影响决策，也挺有意义。而且只要能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上发挥一点实际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调离工作了三十年的经济研究所，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上班。不过，上班不久，在同一座楼办公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干事薛暮桥找到马洪说，经济研究中心缺少年轻领导干部，又把我要到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经济研究中心除了由薛暮桥担任总干事外，还由马洪、廖季立担任副总干事，拥有吴俊扬、徐雪寒、马宾、季崇威、杨培新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把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我也就自然地进入了发展研究中心。
马：中央文件里写进了“商品经济”，意味着正式承认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这种说法尽管不够规范，但是它越来越接近于市场经济的概念。
吴：虽然商品经济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一些党内高层人士并不接受它，仍然高唱“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的老调。甚至有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有些干部，因为中央文件上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以为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不要了，这是一种误解。”当然，这并没有阻挡住时代的大潮。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等四大市场都被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时，领导层约定，以后不再用“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了，而是把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马：“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比“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进了一步，这离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吴：那时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市场经济大有呼之欲出之势。一九八八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六个单位联合举行了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讨会。会后，他们通过马洪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主张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央领导让马洪组织一些人对这份报告提出意见。我和我的副手胡季写了一份意见书。我们指出，市场经济突出了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加准确地体现了改革的实质，为此主张把商品经济正名为市场经济。
马：在明确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上，似乎就要有一个突破了。
吴：谁料天有不测风云。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风波延迟了这个突破的到来。
“吴市场”的由来
马：不期而来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让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再起。
吴：其实在政治风波之前，争论就浮出水面了。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行价格、工资改革“闯关”，触发了全面抢购的风潮。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改革，转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向反对改革的人们认为找到了把柄，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一九八九年六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到通知说，邓力群受党中央委托，总结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前后七十天的经验教训。我作为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孙尚清的助手参加了部分会议的讨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在中南海中区西楼大厅举行经济分组的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马：主要是谁和谁的争论？争论什么问题？
吴：主要是我和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之间的争论。我和许毅所长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了，他是我的学长。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负面现象，像通货膨胀、贪污腐败、“诸侯经济”等的抨击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是一讲到这些问题的来由，我和他就有很大的分歧。许毅第一个发言，他在列举社会上存在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等负面现象以后，把它们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改革的方向出了毛病。他说：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加强和完善国家计划）的，却搞了个“市场取向”，导致种种问题的发生。我紧接着许毅发言，表示完全不能同意他把这些负面现象归因于市场取向改革。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问题正出在没有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发展战略上，继续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增长；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扩大市场的作用，而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大跃进”时代就搞过，继续这样搞，只能造成种种恶果：一是行政性分权，造成市场割据、“诸侯经济”；二是形成“权力搅买卖”、寻租腐败的广大基础；三是软化预算约束，酿成财政亏空、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许毅讲了一个半小时，我也讲了一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