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上）
作者：吴敬琏 马国川
吴：如果套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改革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
一九九○年三月到六月，我去英国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经西德、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回国。一路走来，越走心情越黯淡。在柏林停留时，“柏林墙”已经被推倒，东德、西德之间实现了货币统一，坐地铁在东西柏林之间穿行，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体制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在同一城市的两个部分之间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差距。莫斯科的情况比柏林和布拉格更糟糕，高级涉外酒店中的饭菜贫乏得可怜，壮丽的国家图书馆大门上绷着一根拉簧，完全成了一个破落户。当时我想到，自己国家的前景也未可乐观，因为有些人正力图利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把中国拉回到旧轨道上去。改革面临着倒退回去的危险，国家的发展前途未卜。不过我在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必须捍卫市场取向改革的决心。
回到北京不久，不同观点在一九九○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再次发生交锋。
马：从历史资料中我们了解到，中央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出席座谈会的经济学家除了您，还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等，一共有十多人。
吴：第一个发言的还是许毅，他发言的基调没变，说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造成了许多问题。我又是第二个发言，我说，你说的那些负面现象都是存在的，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取向错误，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许多改革没有到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坚持十二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而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当时就有人接过我的话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我提醒他，陈云一九八一年谈计划与市场关系和邓小平一九八九年接见戒严部队时，讲的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然他们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这样讲就大逆不道了？也有人几次制止我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只能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怎么结合，不能讨论我们的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还是别的什么经济的问题。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我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马：针锋相对，争论很激烈。
吴：很激烈，争得面红耳赤。主张“计划取向”的几位经济学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 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而剩下薛暮桥、刘国光和我三个人主张保持十二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
马：看来在座谈会上，你们这些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是“少数派”。
吴：是少数派，但是我们据理力争。特别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因为情绪太激动，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薛老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长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里写道：“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做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
马：就是在这次会议以后，传出了“吴市场”的说法？
吴：是的，座谈会后几天，就有了这样的传言，说是一位参加七月五日会议的中央领导在我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总经济师的老友乌家培听说我受到了批评，打来电话询问此事。他还告诉我，“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指有林）、“吴市场”（指吴敬琏）、“杨承包”（指杨培新）。
马：联系当时的政治气候，显然“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
吴：是这样。当时在所谓主流媒体上，计划派占了优势，但是我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信念没有动摇。后来，我把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成一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编辑室主任韩志国的支持下，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一年第六期上发表。韩志国在中国经济改革事业处于低潮时，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后来我和他在股市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但对于往日的友情，始终念念不忘。
马：那几年“左”风盛行，改革陷入了停滞的局面，您的信心是不是有点动摇？
吴：刚才谈到，一九九○年六月我从欧洲经苏联回国，一路所见很使我郁闷。可是回国以后，九月我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接着还访问了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心情大变。在北京所见所闻是国有经济“启而不动”，一片萧条。而在沿海所见到的情况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压力乃至打压下生机勃勃，企业家的改革呼声十分强烈。我越看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越强，郁闷心情一扫而光。我感到，向市场经济转轨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重新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在十月十九日的“联办座谈会”上做主题发言时指出：“北京的气温较低，别的地方却热气腾腾。凡是大胆改革的地方，经济就蒸蒸日上。”这表明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号召经济学界同仁竭尽自己的努力推进改革。
马：一九九一年春天发生了“皇甫平事件”，围绕着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皇甫平四篇系列评论文章发生了激烈争论。
吴：争论的焦点，仍然是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推进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一九九一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和上海市的领导人朱基等谈话时，又重申了这些意见。 上海的理论工作者周瑞金等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写成四篇文章，用“皇甫平”的笔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反改革的力量由名叫《当代思潮》的刊物带头，抓住皇甫平文章中关于“不要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迈不开改革开放的步子”这句话，动员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对皇甫平进行围剿。当然，另一方也不示弱，他们据理力争，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此同时，一些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像杨尚昆、田纪云也纷纷发表谈话，批驳开倒车的言行，力主推进改革开放。当年十月到十二月，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十一次，提出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会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主张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这已经是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发动改革开放新攻势的前夕了。
马：您仍然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吴：是的。让我感动的是，就在改革大争论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学生刘吉瑞一九八八年合作的书稿《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本书指出：“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建立，将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和腾飞，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体制条件，从而有可能比较快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当时的出版社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束之下，对市场经济的字眼心存顾虑。为了出版这本书，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责任编辑共同为这本书的出版签字画押，还请薛暮桥同志写序作为一种“背书”。薛暮桥在“序言”里说：“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