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上）
作者：吴敬琏 马国川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您因为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称为“吴市场”。那么，您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我的认识有一个很长的转变过程。建国初期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长时间里深信苏联那一套。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后，接受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整套观点，思想上变得比斯大林主义更“左”。因为“文革”中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亲眼目睹极“左”路线造成的农村惨状，特别是有幸和顾准深入交往，在他的影响下认真读书和思考，我的思想才有了重大变化。
马：您曾经称赞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吴：早在一九五六年顾准就提出了由自由浮动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理论观点、治学态度以及处世哲学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我们之间的讨论，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事开始的。顾准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做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探究中国的问题和人类的未来，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从希腊史开始历史漫游。那时能够找到的书籍资料比较少，但我们进行的“思想实验”是很深入的。在探索民主制的源头时，我提出了希腊城邦民主制度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间社会的假说。顾准也觉得这个假说颇具说服力。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小亚细亚地区发达的市场交易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市场交易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产权保护。那时，人们正在讨论日本的“神武景气”，即在战后民主改革基础上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顾准在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后同我长谈，他说，中国的“神武景气”终究是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为了鼓励我有耐心深入地研究问题，他送我四个字，叫做“待机守时”。
马：随着“文革”的结束，“时机”终于来了。
吴：但是仍然有曲折。刚刚逮捕“四人帮”，但还在继续执行极“左”的路线。我在“干校”讨论和回北京后研究的基础上，和我的老同学周叔莲、汪海波合写了许多文章，清理极“左”思潮，探索其社会根源，论述科学和技术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地位、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等问题，俨然成了经济学界“多产作家”。我还参加了一九七七至 一九七八年间我的老师于光远组织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这些学术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经济学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经济学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求知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一九七八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解放思想”的大幕以后，我参加了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后由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
马：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是全国理论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盛会。
吴：的确是这样。理论界的同仁对极“左”理论和路线进行的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进一步深化了我自己在“文革”后期的历史反思，从那以后，我更多地参加了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讨论。当时我认为，由于中国现有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并且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过对于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我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形成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学习经济学以后的事情。
马：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除了主张“拨乱反正”到“文革”以前体制的人们外，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的？
吴：在主张改革的国内学者中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以孙冶方、马洪和蒋一苇为首，认为经济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主张改革要从对企业“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另一种以薛暮桥、刘明夫为首，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前者得到了部分经济官员和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持，从一九七八年首先在四川、然后在全国进入实际运作，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后者在薛暮桥代国务院体改办为党中央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时候，把它写了进去，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且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赞赏。
马：您呢？
吴：我比较倾向于薛暮桥的观点，认为总的方向是要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当时我对“商品经济”或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并没有超越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后期达到的刃露水平，即认为通过商品买卖，可以“利用”价值规律来“调动”企业领导人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没有认识到市场制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运作效率的决定性作用。
马：总的来说，这时人们对于要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多数人还停留在采取某些能够“调动积极性”的政策调整来改善经济体系的运行状况，而没有把它看成从一种经济体系到另一种经济体系的跃迁，也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型。
吴：我之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还继续沿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我和不少学者一样，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更多地出于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的恶果的感性认识和道德上的义愤，认为极“左”政策必须做出改变，而没有质疑计划经济制度本身的可行性，也没有想清楚到底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不过，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两位东欧经济学家来到中国讲学，启发了我的思考。
马：哪两位？
吴：一位是原波兰改革经济学家、后来入籍英国的W. 布鲁斯，另一位是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时主持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后来流亡到瑞士的奥·锡克。布鲁斯介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几种模式和苏联、东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经济改革是从一种经济系统转变为另一种经济系统。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即集中计划经济无法有效运转，需要由另外一个经济系统，比如说他所主张的“分权体制”即“内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来代替。锡克的观点比布鲁斯更接近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主张通过价格改革建立自由价格制度；价格改革的办法是“先调后放”，即先全面调整计划价格，然后完全放开。
马：这两位经济学家宣传了市场经济的主张吗？
吴：那时布鲁斯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完成“从马克思到市场”的转变，当时他主张的“分权体制”是“内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落脚点还是计划经济。锡克的改革目标模式，即“宏观计划、微观市场”的改革目标模式中，“宏观计划”的含义相当模糊。但是，两人的到来给中国经济学家很大的冲击。例如，两位东欧经济学家都运用了“系统”的概念来说明经济体制，使经济学家理解，为什么中国以往的改革总是把权利放了收，收了放，不断地在政策调整上打转，虽然不断地在“改”，最后却发现还是在原地转圈。用系统的观点分析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能有效运转，可以使这一切变得清晰可见。虽然他们推荐的系统是否真能有效运转还有待证实，但我确实感到他们比我们高明。
马：这是因为他们跟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有更多接触，更了解现代经济学，而国内经济学界被隔绝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