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从迷信到理性
作者：陈乐民
第七，中国。中国在《历史哲学》中只占一节。古代“中国”与前此几节所叙诸民族瓜葛极少，伏尔泰所了解的中国情况都是从耶稣会传教士得来的，不像前此几节来自西方的古文献。《试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的第一、二两节的“中国”以及在《哲学辞典》中所收有关“中国”的“条目”也都是来自传教士。如“中国教理问答”那一条目，全文是从“前耶稣会修士福开神父译成的拉丁文”整个移植过来的。《历史哲学》中的“中国”可视为伏尔泰的基本看法的，约为三点：
一、伏尔泰甚推崇中国的书写历史，认为中国历史是历代修成的，都是“实录”，没有希腊神话式的内容。
二、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宗教，最简单（simple）、明智（sage）、肃穆（august），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libre de toute superstition et de toute barbarie）。伏尔泰为何有这样的印象？为什么说中国的宗教没有迷信的成分？他所说的“中国宗教”可能指的是“佛教”，在有关中国的叙述中，经常用“Fo”来指示中国的信仰。伏尔泰说，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尊天地、祭丰年，自古就是中国民间的礼俗；伏尔泰以为，中国宗教没有西欧那样的宗派斗争，也没有地狱之说。
三、伏尔泰推崇孔子，孔子只教人以古训古法，“他只教人以仁（vertu）为本，而不搞任何神秘的东西”（il ne recommande que la ventu; il ne prêche aucun mystère）。“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等，是传教士们常引用的。
第八，埃及。与中国没有“神秘”的东西不同，古老的埃及充满了神秘；埃及的语言太过遥远，流传下来的符号般的“文字”很难辨认。古埃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古老到不知何年何月的建筑，而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金字塔了。金字塔今天已成为旅游观光者到开罗的必到之处。金字塔等埃及古建筑何以成为一种文明的摇篮？它们经历了、见证了在没有书写的历史以前的帝王与奴隶、精神（灵魂、思想）与劳动的世纪。远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神寓言，口耳相传，种种不知所云的传说，伏尔泰把它们一一记录在案。那些史前史的神神秘秘的故事，充分说明：哪一家的“史前史”或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是传闻史、迷信史？由迷信始，转而存于民间成为风习乃是各民族的通例（Cen’est qu’un ancien usage qui commenca par la superstition, et quis’est conservé par la coutume）。伏尔泰如此概括古老的埃及（然而伏尔泰却把中国看做例外）。
伏尔泰在谈论古老埃及的文明时，曾经叙说，古埃及的宗教文明怎样与古犹太文明又分又合的难以切割得干干净净的“历史”，如果不是发生了“出埃及记”那样的史迹，埃及的民族和信仰的构成，可能完全与今天两样。“出埃及记”是《圣经》里说的，我相信，除了那些具体情节，确实有犹太祖先离开埃及，长途跋涉这回事。伏尔泰还说，埃及文明是基督教的一个来源。今天，以色列与阿拉伯已成仇雠，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互为“敌教”，历史何其无情！
想起了曹植的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九，希腊。希腊，在伏尔泰的《历史哲学》中一再提起；原因之一，可能是希腊精神给欧洲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启示，那是无论怎样说都不会过分的。以致黑格尔在他的同名著作《历史哲学》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欧洲人只要一提起希腊便油然产生一种“家园之感”。
伏尔泰非常赞扬希腊思想的“多元”精神。那寓意分明是以多元对一元，只有“多元”才会有自由。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埃及人、波斯人、迦勒底人、印度人那里，好像只有一派哲学……而在希腊，它更自由和幸福；由于它贴近理性，所以便向整个世界敞开胸怀。每个人都神思飞扬，于是这就使希腊人成为地面上最富智慧的人民。在今天，英格兰民族也由于同样的理由成为最开明的民族；因此那里的人能够无拘无束地思想。（92—93页）
古希腊既是“多元”的，则它必是“多神”的，希腊神话是多元精神的典型。所以“泛神论”是自古有之；“一神论”倒是后来有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盛行的。这是伏尔泰为“泛神”探源之论。伏尔泰在此处引用了柏拉图在《泰米欧》中的几句话，实在太不好懂，大意是说，有两种“实体”（Substances），一种是不可分的；另一种是可分的；此外还有一种兼有以上两种性质，既是可分的，又是不可分的“实体”（93页）。
当时和伏尔泰住在一起的沙特尔夫人看了这段话在旁注道：“猜不透的谜语。”夫人愚顽，不晓得柏拉图的深意。伏尔泰却用来点示希腊精神的“多元性”。伏尔泰说：“希腊人也许滥用了许多精力，然而使他们享有很多荣誉的，是他们的每一个政府都不妨碍他们的思想。”（94页）罕见的特例是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自由而送了命，爱好自由的雅典人为他送了终，而后又是指责他的人为他修起庙宇。
伏尔泰说：“雅典人不仅让哲学而且也让所有宗教拥有全部的自由；希腊接受一切外来之神；它甚至为不知名的神设置祭坛。”（94页）
不要忘记，伏尔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还正在为在法国实现“宗教宽容”而呐喊。
第十，罗马。希比尔（Sibylles），是希腊时期传达“圣谕”的女神，她们能预言未来千年的善恶，善男信女都会信而不疑。罗马自然接受了这些女神的预言。直到基督教来到世上，希比尔式的预言改头换面地起作用。耶稣基督的信众们相信基督一定有能力赐给世人以千年之福。伏尔泰笔锋一转，写了下面一段话：
于是，对奇谈怪论的嗜爱和热衷于听和说无稽之论，在任何时间都毒化了（人的）感知；当人们没有力量的时候，骗人之术使得以售其奸。而基督教受到支持的理由如此之坚固，以致所有的成堆的谬误都不能动摇它。人们从这一堆合金中提炼出纯金，教会终于逐步地达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情状。（114页）
伏尔泰对宗教的态度大概可以浓缩在这段话里。有人说，伏尔泰反宗教，大概没有这么简单。他说过，他信仰基督教，但他强烈地、一生不渝地谴责“宗教暴政”。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命运非常诡谲，却从被迫害的命运转成为帝国的“国教”。甚至在“蛮族”侵入帝国之后也被基督教所同化，号称“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以致成为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载体。
然而，伏尔泰对散见的早期罗马的“奇迹”（des miracles）、“魔法”（de la Magie）、原始宗教的“奥秘”（Des Mystères）等等，不厌其烦地加以描述，目的却是教人明白，从而把这一切赶出历史：
见诸民间的迷信，举世无处无之。然而在弥漫之中每有亮色，使人类中的一部分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是以疯癫之中不可能没有“甜蜜”和“智慧”的精灵；终有哲人还人类以理性和道德（131页）。是以贤者可纠正迷信之滥用，以蝮蛇之心疗治蛇蝎咬噬之伤；许多寓言中可混以真理，而真理或亦为寓言所倚。（131页）
伏尔泰为什么在开始讲罗马时，讲这样一些哲理？罗马的历史不同于神话的、艺文的、哲学的希腊。伏尔泰要在光明与黑暗交替的罗马中看到希望。
古罗马包括神话时期、蛮荒时期、共和时期以及帝国兴衰时期，也许是十八世纪的欧洲的文人们非常动感情的话题。因为它太跌宕、起伏太大、兴衰对比太明显，故事也太多。孟德斯鸠从罗马兴衰的经验提出了他传世至今不衰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衡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