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从迷信到理性
作者：陈乐民
第十二，总结。这是伏尔泰研究古史之最后两节，题目分别为：“早期书写历史的民族及早期史学家的寓言”和“借神之名以言说的立法者”。
史无信史，何况无史之远古？传说（包括谣诼）也是“史”，因而无可征信。有人说西方在希腊与罗马之前不能称“史”，所以希腊罗马之有史已经相当晚了。即使修昔底德、色诺芬这样的古史家，也不免要在史中掺进许多无稽之谈而加以演绎。伏尔泰大概属于“疑古派”，写的是法国版的《古史辨》。他独独表扬中国通鉴之信而有征，认为西欧在戈里高利·德·图尔之前几无史可言。伏尔泰这一节可与司马迁《五帝本纪》之一互参。司马迁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书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者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必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伏尔泰写《历史哲学》，也有此意可通，译录如次：
只是在若干个世纪之后，一种略微细致的历史方可取那些无可考稽的传闻而代之；而后者总杂以奇谈怪论，人们却以之作为尚付阙如的实情。如是，希腊人在八十朝之后，即巴洛斯石牌传说初期之千年以后，方才有了他们自己的希罗多德。罗马人最古老的历史学家法比乌斯·皮克多只是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后，即罗马建基五百四十年左右，才写出历史。（187页）
在那种远不可及的古代，“立法者”（即“高官”也，一群人的首领也）都无不借神的名义说这说那，传下来便成为大众所奉之“法”。伏尔泰说，自古以来，有两种“法”：一种是“自然法”，是所有人生所共同的，有益于所有人的；这种“法”发自自然人的天性，无需“雷神”发一巨响来宣布在人心底所镌刻的真理。到后来的“启蒙时期”，“自然法”的精神便成为启蒙思想家们所共同推崇的平等的精神了。
“自然法”是什么？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说：“自然法就是令我们感到公平的本能”（的法）；“就是天下的人都认为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这种自然法既不整别人，也不拿整别人来取乐”。
另一种“法”是“政治法”或“国家法”，它永远是“专断”的。伏尔泰这样叙述“政治法”的古代来源：“……政治法永远是专断性质的，无论是斯巴达的法官（Ephones），还是罗马帝国的法庭（consul）；无论是古罗马时期的部落集会（comices），还是希腊古代法庭（aréopage）或元老院；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王权制也好，通通如此。由于那时的‘立法者’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普通人的）人心，于是就说一个非神的‘立法者’不可能以神的名义建立哪怕一种政治法。他们就是这样得以为自己的私利去骗人的。”（192—193页）
伏尔泰的《历史哲学》写的是古代史，属于远古时期、甚至史前史又占了相当的篇幅。他夹叙夹议，时不时地借古喻今（所谓“今”是指十八世纪）。伏尔泰写这篇长文，似乎没有什么预设的目的。然而，自然而然地、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心之所思。读者若不留心便很容易滑过去。例如，伏尔泰对所谓“政治法”或“国家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那种“法”是自上而下、为“立法者”服务的“法”，而“立法者”立法时又必定要以“神”的名义来管制和迷惑普通的人，以维护“立法者”的权威性。“政治法”之反对“人人生而平等”、为统治者服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皇权时代还是非常现实的。
“从迷信到理性”有一“关”非过不可，就是要粉碎加于人的精神锁链，否则，就迈不开步子。所以洛克在“光荣革命”的第二年出版的《政府论》，用了很大篇幅批判很有些权威的罗伯特·菲尔默爵士（Earl Robert Filmer）在十年前写的宣扬“君权神授”的《先祖论》（Patriarcha），揭穿它妖言惑众、蒙蔽人们眼睛的实质。
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已经大不相同了。伏尔泰在写到希腊的自由时，顺便有意识地带出了英国，说希腊式的自由在今天（十八世纪）只存在于英国。伏尔泰在《历史哲学》中所做的事情，可以说就是接着洛克继续同迷信做斗争，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这与他一生对英国的经验赞许备至，许为先行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带有决定性的启发，是一致的。
（二○○八年六月陆续写就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历史哲学》，伏尔泰著， 译， 出版，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