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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作者:林贤治




  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两个强势集团崛起于中国文坛:一个是"右派"集团,一个是知青集团。两个集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有过一段受难史。"右派"曾经是公开的敌人,关于"平反"的决定,使他们获得了美国哲学家范伯格说的那种"摆脱的自由",但还不是"自为的自由"。"摆脱的自由",已经使右派作家满怀感激之情,正如邓友梅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感到了创作自由的喜悦","只怕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运用自由"。自由过剩的体验,给恢复期的文学涂上一层轻信的、浮浅的、夸张的色彩,泛着美丽的泡沫。右派作家群是一个耦合集团,他们对大集体--哪怕是受难的集体--有一种归属感。平反无形中取消了原来的集团,他们为了安全感和补偿的需要,而以加倍的精神粘合剂,迅速进入新集体。"解放"就是"回归",依附意识是明显的。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根本不存在任何与之决裂的可能性。他们使用的一样是"十七年"的历书;对文革这个其实远为复杂的历史事件,一样把它作为闹剧和悲剧进行简单化的叙说;一样编造关于"娘打儿子"的寓言进行说教。约翰·迪金森在其著名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中劝告道:"让我们像听话的孩子那样守规矩,虽然受到了亲爱的双亲不该有的殴打。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父母诉苦;但是同时让我们用痛苦而尊敬的语言来诉说我们的委屈。"的确,这是合乎当时既定的宪法的论点,是殖民的语言,事实上证明它是保守的,过时的,后来也就很快被革命-民主的观点取代了。右派作家居然用类似的语调诉说自己在新时代的委屈,诉说自己的受造感,依赖感和幸福感,这与《国际歌》--国际共运的先驱精神的一种通俗而形象的表达--关于"没有救世主"的说法相去何远!这些右派作家在叙述自己的――同时也是共和国的--灾难时,往往翘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者习惯按比例分配光明与黑暗的布局,甚至自始至终通体光明,从来不曾表现过在政治异化过程中的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和痛苦感。其实,生存的勇气正是表现为对这一切的反抗。他们深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总是力图使自己最后成为历史主体--一个看不见的却由来存在的庞大的集体,例如"阶级"或"人民"等--的化身。对于这些拼凑的幻影,他们不但不因苦难的历程而对之有所质疑,相反依靠它们的映衬和共同的结合而使自身变得强大有力,完成一次梦想已久的精神凯旋。
  右派作家开始便把再创作的起点,局限在体制之内,主流意识形态之内;那是弥合的,修补的,大团圆式的。一切苦难,仿佛通往此刻便即行停止衍生和深入;他们把即时看作是苦难的终结,其实也即历史的终结。对于右派作家,这里存在着一个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人思想之间的"理性合约"问题,存在着一个如何整合的问题。从创作实践来看,事实上,前者仍是主导的。结果,一个吃掉另一个。
  苏俄著名歌唱家、歌剧演员夏利亚宾一九二二年离开故土定居法国。苏俄官方一方面称他为人民公敌,戴上资产阶级的罪名,另一方面又积极邀他回国,并且答应归还他的被国有化了的房屋和别墅。斯大林还特意让人给他带去口谕:"让他来嘛!我们给他房子,给他别墅,比他原来的好十倍!"他听完,嘟嚷着说:"谁会把死人从坟里抬出来?"后来又说:"你们要归还房子吗?你们要归还别墅吗?……可是灵魂呢?灵魂你们能交回来吗?"对于右派作家来说,他们的灵魂是什么时候失去的?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七年?还是更早一些时候?当灵魂交回来以后,还是原来的灵魂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犹太知识分子永远活在受难的途中,从不放下沉重的十字架。著名学者阿伦特也是犹太人,在纳粹的劫难之后,她提出一个"自觉贱民"的概念。按照她的定义,自觉贱民"是那些勇敢的精灵,他们试图使犹太人解放成为他理应成为的那样--允许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进入人类行列,而不是允许模仿非犹太人或者有机会扮演新贵。"她例举的自觉贱民作家,有海涅、卡夫卡、本雅明等。的确,这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他们卑贱,然而高傲;他们受难,但是决不逃避自由。对灵魂的凝视,使他们变得纯洁,深刻,坚忍不拔。中国的右派作家,则很少有人持"自觉贱民"的立场,肯定自己的"贱民"身份,宁肯被孤立,也要拒绝一切把自己看成"特例"的企图;相反努力争取成为特例,使自己从苦难中脱身而出,拒绝忏悔,拒绝自我谴责,因为即使作为受难者,也很难排除罪恶的渗透,甚至可能成为同谋。
  然而,其他的中国作家又如何呢?
  忠实于记忆谈何容易。记忆不是实体,记忆是可变化的。多少往事已成逝水,当通过追忆记录下来之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一个作家,只有在当下仍然处于对现实问题的介入,也即是说,尚未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脱节的时候,其记忆才是可靠的,才可能富有活的思想,感染力和启示力。划出历史禁区,莫谈往事固然是记忆的死亡,而失去痛觉的一般化叙述,显然是记忆的另一种死亡。何况就语言本身来说,当它为个人所使用时已经不复纯粹。这个时期,在巴金,胡风,孙犁,汪曾祺,王蒙,贾平凹等人的评论和随笔中,我们都可以读到流行于"文革"中的语言,为英国作家福斯特所称的那种"杂交的官方用语"。也就是说,像"四人帮"这样的权势集团,仍然得以主人的姿态,活在我们的文本中。
  由此可见,文学语境已经被破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今天,必须为恢复文学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在语言的障蔽里,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全部秘密,生活备受侵犯而无力自卫,我们的心灵没有自由栖息的地方。
  
  八十年代中期,经济迅速复苏;随着现代"种姓制度"的废除和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运动的中止,社会相对稳定。但是,全国性的思想批判运动仍然时有发生,如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再次的"反自由化"等。周期缩短了,强度减小了,像从前一样的恐怖局面却未见形成;顶多是有限的几个极左人物,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恶作剧般冲着观众装扮一下鬼脸罢了。不过,也不能说恐吓全无效果,至少在知识界,关于人道主义与民主的议论风气开始低落,沉痛和义愤被冲淡了许多,政治淡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西学"本来是改变中体的利器,曾几何时,变成了学者炫耀的资本。美学,文化学,方法论的热潮相继高涨,"为学术而学术","艺术至上","纯诗"等等理论和口号应运而生。在创作界,如果说"朦胧诗"已经偏离传统的轨道,毕竟带有中国现实社会的血脉;先锋小说的出现,则更多的是形式实验,其中大量是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这些出身大学校园的年轻作者,对社会整体采取一种漠视和对立的态度,通过逃避时代来超越时代。一批中年作家,在八十年代头几年轻易猎取声名之后,满足于职业性制作,摆出一付极其可笑的傲慢的神态,踞立于"正统派"与"现代派"之间。文学十分不幸。它长期"为政治服务",充作官方文告的副本;不出十年,却慢慢演变成为"贵族资格证书"了。
  作家的分化变得明朗起来。多年来,刘宾雁一直在"干预生活"的道路上孤身前往。至八十年代中期,一群年轻的追随者,也都争做"忧天倾"的"杞人",把笔锋指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阴暗面"。他们往往不取解剖典型的方法,而喜欢占据高地,作全景式俯瞰。此时,报告文学以"大"为题者甚夥,颇有点地毡式轰炸的味道。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防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个集子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其他的杂文家也都陆续地起来,只是略输文采;正如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一意注重事件过程或信息量,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显示了中国文学的风骨。我们不妨以此视作八十年代散文的一种特殊贡献,因为骨质太重要了。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家和读者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就是:所谓散文,是用于叙事和抒情的具有适度篇幅结构的温和的文体。如此看来,鲁迅一生只写了有数的几篇散文,收在《朝花夕拾》里的《狗·猫·鼠》算不算散文还是形迹可疑的。对于朱自清,《论气节》一类也不会计算在内,只能由《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组合他的散文家形象。杨朔是依照"形散神不散"的艺术原则编造他的散文的,所以被普遍认作散文的正宗。散文成了"单向街"。这种文体观念是十分有害的,虽然真正的作家不会为形式所囿,但是,普遍的认同感,仍当引领散文写作通过对传统模式的寻认而盲目追随。作家也是"追星族"。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群散文作家,他们的写作,基本上延续了六十年代的线索,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倒是有两个人以旧为新,表现出一定的特色,就是汪曾祺和贾平凹。汪曾祺恢复三四十年代自由写作的路数,以恬淡而不失明丽的文笔,抒写一种人文情思。贾平凹走得更远,简直回到古代去,故作玄奥艰涩。两个人都是"水文化"的代表,写吃,写性,风格虽殊,而对文化的有意濡染则一,这在散文作家中间是较早也是较为自觉的。在此期间,一些中老年作家写了不少忆旧的文字,如孙犁,杨绛,宗璞等;这些文字,虽未放弃社会意义的发掘,但是比较早期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明显加浓了人生的况味。或许散文更宜于表现旧人旧事,所谓朝花夕拾,减少的是带露的新鲜,但也可能因时间的距离感而给思想腾出更多一点可供游弋的空间;情感趋于平静,益增其悲剧的丰饶。在此,重要的是作者,他们涌流于笔端的到底是血管里的血,还是喷泉里的水,如鲁迅所说。然而,我们毕竟多的是水,漫漶流泻,一直至九十年代而不见血气蒸腾。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成批地推出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旧著;还有古代的大量笔记如《闲情偶寄》,《夜航船》之类;还有哲学和宗教经典:《周易》,《庄子》,佛学和禅。恬淡与幽默,两大类读物,使长期处在严峻紧张状态而不知悠闲为何物的中国人感到特别适意。但是在当时,并未曾很快刺激散文界产生同类的作品,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这样的东西,才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成了创作的主流了。
  这时,报告文学沦为官场和市场的附庸,纷纷为官员、企业主和暴发户立传。当年的作者已作鸟兽散,偶露头角,也不复如往昔的峥嵘。杂文家好像也变得胆怯许多,走路非打灯笼不可。于是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作"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无个性,完全的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体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在众多的写作者中,学者相当活跃,故有所谓"学者散文"之誉。挂帅的是余秋雨,从《文化苦旅》一直写到苦尽甘来,著作的销量从未衰减。其余随笔也多与现实无关,笔涉书人书事,名物掌故,外加些访古探胜,留洋见闻之类。学者准学者的东西,一大特点就是拼命往博雅的路上挤,因此,说到底还是"大众的戏子"。再者,是所谓"小女人散文"。如果确能识小,尚能在琐屑中保持一种必要的谦卑与淳朴;但是这些女作者非同小可,喋喋的惟是打麻将,喝酒,养宠物,以有闲阶级的家居生活傲视大者。所谓大,在他们眼中无非是同社会发生关联的事物。他们决心携起手来,把"风声雨声"统统关在绮窗之外,是另一种方式的"躲避崇高"。士风与世风互相引发:颓靡,闲逸,自私,麻木,苟且,投机,精神胜利。时间确实已经到了世纪末。张承志"以笔为旗",决心"抵抗"当代知识界的道德堕落,但是却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文革的"英雄"时代,勇于充当偶像捍卫者的角色,固拒市场自由主义的来临。王小波挑战传统,抗击主流,与张承志完全两样,横逸斜出,是另一种独立的风姿。九十年代兴起一种偏重议论的文体,人称"思想随笔",大约是为了突出作为特色而存在的"思想"罢?而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以,比起那些和平、儒雅、温吞的"学者随笔"来,思想随笔应当是很有点异样的。在思想随笔的作者中间,文学色彩较强的作家有王得后、刘小枫、雷颐、谢泳、摩罗、骆爽、余杰等。王得后深得鲁迅神髓,发掘"祖坟",讥评时事,多取杂文笔法。刘小枫安住在有着哥特式尖顶的教堂一般的学术殿堂里,偶有外出散步,做做短文的时候。这些短文,或涉及文学中的故事和人物,或牵系过往的生活记忆,极富才情。集子《这一代的怕和爱》,是其中的代表作。雷颐出入历史,议论多从大处着眼,对于传统的"大一统"体制及正统意识形态,抨击尤其用力。谢泳为知识分子造像,尤重"自由知识分子",所取多为一枝一节,合起来则近于完形。他重史料,善剪裁,风格浑厚,质重于文。摩罗致力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其中论耻辱的文章,开拓了新的主题,具有特别的意义。骆爽、余杰议论风生,锋芒毕露,自是"新青年"本色,攻击性很强。尚有个别零散的作者,如筱敏,一平,既保持着思想的锋芒,又倾心于艺术的内敛,可以说,他们是处在两者的张力场中艰难写作的。还有一些回忆录作者,如韦君宜,李锐,胡绩伟等,以"过来人"的眼光打量历史,知人论世,表现了一代"古典共产党人"的理念与忧思。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岁月里,"思想"这个词颇受青睐,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渴求,只是真正的思想战士实在太少,而且,可以揭载他们的文字的期刊,也已经先后陆续地沉没在新世纪的光影里了。
  五十年风雨,毕竟成就了一批致力于散文写作的作家。其中,老一代如牛汉,黄秋耘等,为文多沧桑之感。蓝英年专写苏联知识分子题材,是冤魂的志愿"守墓者"。何满子等钩稽古代政治律法艺文诸事,敷设文字,不无讽喻。中年作家刘烨园、周佩红、斯妤、冯秋子等,从题材内容到文体形式,都作了各自的探索。关于一代人的梦幻与艰辛,苏叶与赵园常以怀旧的笔墨出之。苏叶长于记叙,文风活泼,常有古典诗词的某种伤感的韵味;赵园写故土故家,投以学者的审视眼光,感情沉坠,文字老到,别是一番风景。徐晓明显是异类,作品不多,质量颇高。小说家史铁生的散文,诚挚朴素,其中以《我与地坛》影响为大。诗人王小妮,天性大约比较适合现代都市生活,取材街景,灵感丰富,文笔秀隽。叶梦的集子《遍地巫风》专写乡土,有意无意使文学进入民俗学和社会学,颇具特色;所叙多为小人物,笔间充满善意与同情。至于称为"新生代"的一群,植根校园,远隔风雨,主要靠才气写作。这样的写作状态,往往写得愈多,失去的也就愈多。学者艺术家诗人的随笔,大抵系知性写作。当今时世,人们都喜欢使用大脑,丢弃心灵,甚至憎厌真诚和朴素。余杰有一道题目是:"我们离底层到底有多远?"其实,这对于每一个散文作家都成了问题。
  
  世纪末散文的悠闲,幽雅,宁静,陶醉,在实质上,与学术界的保守主义有一种若明若昧的联系。这种从价值观念到感情倾向的转换,当我们经历了许多而且保留了可堪信任的记忆的话,一切都将变得可以理解,就像明白潜水何以要"换气"一样。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谈到保守主义的形成时,那么自然地追溯了历史上巨大的变动和创伤,说:"如果忘记了巴黎公社,就无法理解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从杜尔凯姆到勒邦以及一脉相传的保守主义哲学。如果忘记一九六八年五月运动所带来的创伤,就无法理解在美国和法国重新兴起的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由于这个集体创伤,某些大学教师陷入了最激烈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问题上:这些自由主义者与进步人士感到文化人的最高价值受到了伤害,因此对保存或重建文化的平庸言论产生共鸣。"倒过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要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散文热",理解保守主义思潮,理解后来的市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就不能忘记我们的"集体创伤"。
  近些年有人标榜"大散文",我们有什么"大散文"呢?如果概念成立的话,那么就全体论,至少得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在艺术上也当有大成就。他们各各自由发挥着自己的个性,因此题材,主题,手段,也都色彩斑斓,而时代风格则又异常地鲜明突出。说到个人,大散文家须有独立的人格,简直可以无视同行的存在,视野开阔,思想通脱,灵魂粗壮;而且还是文体家,纯种语言,但驱遣自如。俄罗斯的赫尔岑-屠格涅夫时代,曼德尔施塔姆-札米亚京时代,美国的爱默生-梭罗时代,法国的卢梭-狄德罗时代,英国的爱迪生时代,兰姆时代,罗斯金-吉辛时代,中国的韩愈-柳宗元时代,欧阳修-苏轼时代,周氏兄弟时代,都可以称作大散文时代。晚明出了一批小品作家,当然也不能说没有特色,可是就不是大散文,而是小摆设,是专制时代的病态的产儿。
  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散文时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结束呼吁道:"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而今天,我们正处在开放时代的入口。
  
  台湾散文属于另一个系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相对于大陆来说,台湾文学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本土到西化,从一元到多元,两地发展程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时间先后有别。从大的方面来看,毕竟同属于汉族文化传统。但是,台陆两地的作家,在表现形态上,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一、台湾作家中不乏狂狷之士,如李敖,不特批判是露骨的,敢于与权势者针锋相对,而且啸傲天下,在张扬个性方面,也显得十分突出。九十年代后期,大陆出版的《大李敖全集》,是明明白白被删节过的,用版本学的说法,就叫"洁本"罢。其余如柏杨,龙应台,也写了不少指陈时弊的文章,表现得相当勇悍。二、台湾散文有一个集中的母题,就是家国之思。老一代,作家如王鼎钧,张拓芜等,多有怀乡之作。乡愁,作为一种传统美学,对于无须迁徙的大陆作家来说自然被遗弃了。至于人性的其他方面,台湾作家也有着丰富的表现;写骨肉之情,师友之谊,都很深挚感人。其中,可举琦君、张秀亚,张晓风等女性作家作为代表。"人性论",在大陆长时期是犯忌的;八十年代之后,有关的作品陆续出现,但内容较为贫乏,大约这同人文环境,道德风气有关。三,七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台湾农村传统迅速解体。随着一批本省籍"新世代"作家如阿盛等,提倡"乡土散文",反对精神贵族化,关心农村社区,直面大变动中的社会现实,艺术表现方面也相应通俗化和日常生活化。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精神,与大陆作协数十年自上而下提倡的"深入生活"的要求与规范是有区别的。四,大陆长期反对"封资修",这是为意识形态的纯洁化所引起的。于是,在文学传统的继承问题上,出现了三个脱节,即与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学脱节。仅凭延安文艺传统,农民文学也即民间文学传统的培育与滋养,中国当代散文明显地先天不足。特别在延安十年,除了丁玲主持《解放日报》副刊时期,散文包括杂文创作出现过短暂的活跃之外,是一片萧杀景象。而文学传统在台湾未曾中断。台湾作家把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传统结合起来,可以视之为五四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但是毕竟有所创造。余光中把西方意识流小说及现代诗的技巧用来改造中国散文,应当说是有成就的。他的"霸气",不只是气质使然,也是艺术借鉴的结果。杨牧后来移居美国,他的文字,直追三十年代何其芳的《画梦录》,而更趋自由。许达然多用寓言和象征手法,意象密集,这在中国过去的散文中也是少见的。简媜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揭示,借助弗洛伊德学说,手法新颖,富于探索性。
  但是,整体的台湾散文,缺少博大深沉的风格。这同作为孤岛的地理环境或许有些关系,而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尤其第一代,如林语堂、梁实秋等又多是学者教授出身,且属英美派,重个人而轻群体,重知识而轻人生,作风也以雍容幽默见长,影响及于文人圈子,难免"媚雅"。就像梁实秋、余光中等人的文字,就不乏高级庸俗的例子,包括香港的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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