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接触英美
作者：郭 丽
日本使节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与美国交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正式批文。交换条约批文之日，关于条约的内容及缔约对日美两国外交、经贸关系的影响等村垣范正只字未提，却一味地以“无礼仪”批评对方的简慢，说遵从西方的握手习俗是一种“耻辱”，认为有女性在场更是“可笑”〔13〕。日本很重视外交礼节对于体现一个国家国际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外交场合的文辞用语、礼仪做法均属于“国家大礼”。此外，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也不符合封建幕府的伦理纲常。对于如此重要的外交大事，村垣范正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却对一些表面的形式浓墨重彩，可见华夷观念严重束缚了他的眼界和思维。
玉虫左太夫作为一名随从，能直接参加正式的外交活动的机会不多。不过，他对所见所闻往往能得出比村垣范正更深刻的见解。玉虫左太夫未能观摩国会议事，后来参观国会大厦时，见其建筑构造中间低下而四周阶梯式高出，推想议员们议事时是在旁听者的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的，公私分明可见，民众“无可抱怨”〔14〕。此外，“凡会盟、战争、黜陟、赏罚等事，皆经众议，以多决少。纵然是总统，绝难固执己见、一意孤行”〔15〕等，对美国的民主议会制予以了肯定。可见他能结合原有的知识储备，对新事物认真思考积极探究，并能比较客观地把握其特点。
对于西方在科技及机械制造方面的先进性和可借鉴之处，村垣范正是认同的，并表现出取长补短的意向。使节团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前往兵工厂参观，村垣范正看到利用蒸汽机械动力制造各种武器多快好省，其精巧程度令人瞠目，便想到“若将此机械用于我国，对国家必将大有益处”〔16〕。参观天文台，用望远镜观察星际后深有感触：“大凡测量术等是彼之长处，派遣有志者留学，当受益匪浅。”〔17〕尽管如此，村垣范正的自我优越意识及认定西方国家是“夷狄”的思维定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他标榜自己国家百物富饶，却认为美国物产贫乏。说华盛顿暑中酷热，气候变化不定，相比之下，“我国乃得中和之气之上国”〔18〕。在斯密生研究所看到几具木乃伊，虽能认识到这是为了“究理”的一种科学活动，但仍以“古昔之夷狄一语所言甚是也”相批评〔19〕。
玉虫左太夫最初与美国人接触时也和村垣范正等人一样，表现出明显的华夷意识。他称自己听不懂的英语是讨厌的“夷语”，称美国军舰上的音乐是“胡乐”。认为美国在礼法方面与禽兽无异，毫无可取之处，“唯器械之精密我国难以比及”〔20〕。然而，经过到达华盛顿前在军舰上与美国官兵两个月间的朝夕相处，开始对自己原有的认识进行反省和修正。到达美国后经过积极了解认真分析，不仅在科技方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也有所认识，并表现出意欲学习先进和改革的愿望。
三
中国晚清与日本幕末时，都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面对异域文明的直接冲击，两国初使西方使节的反应和认识不尽相同。比较而言，郭嵩焘的思想最为开放，他对西方文明观察的层面较高，认识较深刻，分析也较透彻。郭嵩焘熟悉封建政治，原本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21〕。出使英法期间他认真考察积极探究，指出眼前的西方国家与昔日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可等同而视，甚至认为今日之西洋与中国犹如历史上的华夏与夷狄，提出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在政教文物方面也要向西方学习的大胆主张。此外，郭嵩焘在赞美西方“政教修明”的同时，以“失道久矣”等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反省和指斥。郭嵩焘对西方文明表现出一种几近于情不自禁的倾心和向往，出使日记中多有溢美之词，甚至有拔高之嫌。
日本幕府遣美使节团副使村垣范正面对异文化，是以自身文化为参照物去观察，以自身文化为标尺去衡量的。他抱残守阙，对西方文明持一种近似于反射的排拒态度。他原本就认为西洋各国是“夷狄”、“胡国”，一切都是野蛮、落后的，出使期间虽切身体会到西方在机械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并对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予以认可，但对西方文明中“形而上”层面的社会制度等方面始终持抵制态度。随从玉虫左太夫的思想认识则与村垣范正形成鲜明对比。玉虫左太夫面对异域文明能利用已有知识作出相对深刻的分析判断，甚至能举一反三加以推论。他能透过表面看到彼我双方文化内涵上的差异，进而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和可借鉴之处有所认识。玉虫左太夫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向学态度，他对新事物多积极探索、溯本求源。此外，他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并时而流露出一种自我批评意识。
中日两国近代初使西方使节的西洋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个人学养、出使动机不同，导致对考察对象所持态度不同，着眼点和思维的深度广度也不同。
郭嵩焘是封建高官，曾在鸦片战争期间参加过抗英斗争。但他仕途并不得意，出使前曾被参闲居在家，因精透洋务受洋务派大臣文祥举荐，于光绪元年（1875）奉诏入京。同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即被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是文馆词林出身的士大夫，精通传统文化，熟悉封建政治，了解洋务内情。他早年就认识到洋人“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开始在上海、广东等地广泛接触了解西人、西学，“中外情形，夙有体会”。此次以望六之年毅然出使海外，是为了能进一步“通察洋情”、“探求西学和西洋政教之真理”。从“所为遣使者，欲使所闻所见，与洋人习，而后能因委以求源，据事以通情”等〔22〕，可窥知他积极探求的志向和欲望。此外，近代史上的湖南，多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郭嵩焘生长于湖南手工业和商业相对发达的湘阴地区，祖上因经商和放贷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他少有传统士大夫的轻商思想。郭嵩焘自幼思想活跃、才识出众，他好胜心强、自负有余而行不由径。出仕后官场不得志，对现实政治不满，受西学的影响较多，故而就有可能为寻求摆脱封建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新出路而走向“离经叛道”。
村垣范正是封建幕府的保守官僚，此次出使完全是得乎高官、受乎王命，目的只是顺利完成幕府的既定任务，做到不辱使命归国便可加官晋爵。因此，他对所接触到的新事物没有积极主动去了解和分析探索的愿望，此前也没有多少有关对象国的预备知识。村垣范正的思想认识，大体上反映了幕藩体制下日本传统的对外认识模式。
玉虫左太夫是一名来自仙台藩的下级武士，政治地位低下，对幕末政治经济制度的衰微体会较深。他曾读过《海国图志》、《坤舆图识》等介绍西洋事情书籍的日译本，也曾做过外国奉行的近臣，对西人、西学有些接触了解。他是使节团中志愿出使者的典型，归国后需向藩主递交出使记录，此行有明确的探索“夷情”的目的。玉虫左太夫的思想认识及其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幕末日本在民族危机深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中下级武士的思想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