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接触英美
作者：郭 丽
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初使西方使节西洋认识的分析比较，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当时两国对西洋的认识情况不尽一致，如果仅就本文所提到的两个比较而言，似乎中国使节的思想更开放一些。当然，使节们的西洋认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的认识水平，但不排除其个体认识的个别性。质言之，当时中国人对西洋的认识，在整体上未必都能达到郭嵩焘的认识高度，有人称他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孤独的先行者”〔23〕。但本文至少可以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的西洋认识具有多样性，并非所有中国人的认识都落后于日本人。郭嵩焘其人其事，至少说明近代之初的中国对西洋并非一概茫然无知，至少说明当时中国人中不乏有思想开放、目光长远、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积极进取者。
四
晚清以常驻英国公使的派驻为始，一系列常驻外国公使馆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日本幕府以遣美使节团为始，先后六次向西方国家派出使节团，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为口号，全面向西方学习，走上近代民主国家道路；而中国，如郭嵩焘出使前后的种种遭遇表明，走向世界的阻力更大，也如历史的发展所证明，近代开放的步履更艰难。
近代化不等于西洋化。不过，十九世纪时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阶段高于同时期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客观上高于同时期中国、日本等东方封建制国家。因此，东方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在表面上、形式上就表现为学习西方并进行自我改造的“西洋化”过程。因此，对于东方国家和民族来说，近代初期能否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当权者和社会所认同，在现实的政治决策、社会变革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其近代化的进程。
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之所以差异较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国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不尽相同。
首先，两国的夷夏世界秩序观各具特点。一方面，中国的夷夏思想是与天下观念相结合的一元世界秩序观，而日本的夷夏思想则是与国家观念相结合的多元世界秩序观。古代中国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以高势能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发达而少有国家意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原始自然认识的基础之上，天下是个外延无限扩大而又封闭的概念。天下依天子直接支配所及与否及其仁德感化所及与否划分尊卑内外，对外交往中主要以儒家的人伦、礼乐等文化概念来衡量判别对方的远近等差。直到近代初期，天下观念盛行而包括政权、领土等构成要素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却相对淡薄。与中国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从其产生时起就处于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周边，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较早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政权单位，形成较明确的国家意识。尽管日本也常使用天下一词，不过日本的天下所指的是日本国全体。与之相对，国最早用以指称藩国。十八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民族危机意识的高涨，日本一词迅速普及，之后国开始用来指称日本国。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名义上各独立主权国家间是平等的。建立在天下观念基础之上，以文明程度的高下衡量一切的国际观，在与西方文明体系接触时很难摆脱自我文明为中心、自我文化为本位的优越意识。因而中国被卷入近代国际政治舞台之后，一时很难从对等的角度出发把握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日本则较早形成了以国家观念为前提的世界认识，并有以此为基础与中国、荷兰等国家交往的经验。因此，在与近代西方国家接触之后，较容易接受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对近代国际关系表现出比中国更强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两国夷夏思想承载者的性格特质不同。中国的思想传统重文而轻武，这由古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便可见一斑。儒家倡导以和为贵，对外提倡以德化远。如朱熹指出：“古圣先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盖决然也。”历代王朝对周边民族沿袭了“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之策。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国家一味蔑视而不屑与其正面接触交往。而日本，自从进入武家社会以来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主要是武士，武士崇尚武力和威猛，即便与一般的朋辈、伙伴之间也常处于一种竞争、较量的状态，对外更易产生敌对意识。西力东渐所带来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黑船来航的冲击，更激活了封建武士的军事性思维，使他们对西方列强时刻保持着紧张的对峙感和敌意，对外来的军事压力能迅速做出积极反应。
中国文治官僚所承载的夷夏思想，在与“夷狄”包括近代西方国家接触时，就连与之交锋并战而胜之这样的交往都尽量回避。而日本武士固有的战斗者精神与夷夏思想相结合，在对待“夷狄”的态度上就表现出与中国明显不同的特点。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西欧的冲击，士大夫与夷夏秩序（即中国）认识不到这是拥有强大武器的西方国家的压力，而只认为是朝贡使来朝。武士阶级和大君外交秩序（即日本）则敏锐地察觉到西欧的冲击乃是武器的压力，便回到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着手探讨加强海防和制造‘兵器’之‘理’。”〔24〕对于日本人而言，西方列强带来的军事压力越大，他们的敌意和要战而胜之的欲望就越强烈。要战胜敌人就需了解敌人，进而将敌之武器和军事技术为我所用。于是，就激发了他们接近并探察对方内情的积极志向。
其次，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相对开放、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时期，但限于自身国力相对强盛，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遥遥领先时，封建王朝在对外交往中较有自信也较宽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要宣扬国威于世界之意。而日本则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有人把日本比作“换穿衣裳的偶人”。“偶人”指其传统思想、传统文化，而“衣裳”指外来文化，随着流行与需要不断被更换。换言之，对于日本人而言，外来文化如同时装的流行，旧了、过时了就会马上被扔掉，重新拾取更新的。日本历史上的三次重大改革——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及战后改革，均在大规模吸收引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完成。
日本民族重实利的国民性和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以及日本人缺乏合理的理性思维等特点，对日本幕末以来应对民族危机乃至近代化都大有裨益。当然，日本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方式也遭到一些尖锐的批评，如有日本学者指出：“中国、伊斯兰、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在西洋之前创造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很难轻易改变自己的文明。自己家的孩子自己觉得可爱，亲手制作的东西不会轻易丢弃。讲句俏皮话，中国、伊斯兰、印度因为不肯出卖灵魂而肉体饱受摧残。他们之所以长时间被西洋的新兴势力以军舰、大炮所支配，即因为不肯出卖灵魂。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灵魂不值几个钱，肉体的发达是其所追求的，想成为肥猪，也就成了肥猪。因此，日本人没有要贯彻什么精神或理念的高姿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