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接触英美
作者：郭 丽
一
夷夏思想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之一，原本是古代中国在认识、处理中原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产生的一种民族不平等思想。随着国家、地区间交往的发展，便演化成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夷夏世界秩序观。其核心内容，是以儒家的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为基准将世界序列化，并力图将自己国家置于中心位置，而视其他民族、国家为野蛮落后的夷狄。基于这种认识观，十九世纪时的清政府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继续着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战争战败，促使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夷”、“夏”状况，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同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外国人的入驻，外交纠纷和在外交中失利的情况屡有发生。为了在外交中做到知己知彼，也为了开通与外国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向外国派遣使节一事被提上议事日程。几经延宕，到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开始向英国派出常驻公使。
遣使英国直接起因于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英国借口此事，要求清政府遣使赴英赔礼道歉。郭嵩焘奉命作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去完成该项屈辱的使命，并任首任常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受命出使英法，被清流派士大夫视为辱国，当时流传的一首所谓赠别联语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其友人中或叹息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或同情他“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同乡中有人为了阻止他甚至以要捣毁他家的住宅相威胁。郭嵩焘“我意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毅然出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留下较为详尽的日记，为后人考察其西洋认识提供了宝贵资料。
出使英法期间，西方的社会制度是郭嵩焘探求的重点。郭嵩焘经过深入了解后指出，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胜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1〕。郭嵩焘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制度较为赞许。但同时，他认为西方国家以民为重，“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为弊甚大”〔2〕。显然，郭嵩焘尚未认识到西洋政教所取顺的是资产阶级的意愿而非大众之意，才会对所谓的“民权过重”忧心忡忡，且其自身作为封建士大夫对民众势力的发展也心存畏惧。
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政教修明，具有本末”〔3〕，与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可同日而语。他甚至提出：中国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但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一身之圣德不能常。而西洋的“公之臣庶”可推衍无穷，故而“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4〕。此番言论，道出了郭嵩焘对中国之处境和出路的忧虑，表明他对西方之法治与中国之人治的不同及其合理性已有朦胧认识，并流露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赞美和向往。然而，“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威矣”一语，尽管可能出于怒其不争的失望和遗憾，但显然忽略了西方国家间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及其列强的侵略行径。
郭嵩焘入乡随俗，出使期间经常参加当地的音乐会、舞会、茶会等社交活动，招致副使刘鸿锡指数其三大罪：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三、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对于郭嵩焘而言，“宴会应酬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求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5〕，这些场合都是他了解西方人情风俗乃至制度文化的绝好机会。郭嵩焘积极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及各种学会、科学实验等，并与各方专家学者接触交流。他认识到教育在近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距二百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6〕，提倡大力开办学校。他赞扬西方格物致知的实学之风，提倡学以致用。
郭嵩焘急于寻求救国之路，眼见同是晚出的日本因大小取法泰西而日进无穷，就连西方人都佩服其求进之勇。而中国士大夫虚骄自大、故步自封，“寝处积薪”却自以为安，徒遭邻邦“讪笑”〔7〕。郭嵩焘认识到，中国要想自立自强，当务之急需去除虚骄之气，务实而仿效西洋。而学习西方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之人才。因此，郭嵩焘主张通过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培养革新人才，建议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遣赴外洋，使“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
民族危亡之际，郭嵩焘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愿望强烈而迫切，以致模糊了他对西方列强争霸世界、侵略中国险恶用心的认识，甚至对列强抱有幻想。如“泰西各国欲以所得于学问者，表示中国而导引之，群相视为切要紧急，不惜劬思殚虑，敛资集费，以求有救，相与慨然太息，伤中国之无教化”〔8〕；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吾何为拒之？又何为隐情惜己，默而不言哉？所以言者，正欲使君辈粗见中外本末情形，庶几渐次有能知其义者，犹足及时自立，以不致为人役耳”〔9〕；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10〕等，均表达了郭嵩焘良好的愿望。
二
古代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时，夷夏思想被吸收并日本化。近代之前的日本，同样以自我中心论为特征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指导国际交往的准则。鸦片战争中国为“英夷”所败，也给日本朝野上下以很大震撼。开明人士提倡了解世界大势，以便积极应对外压，幕府及一些强藩开始考虑渡航海外之事。黑船来航及“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将日本正式卷入近代国际条约关系体系，在与美国、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等缔约国交涉的过程中，日本开始讨论向这些国家派遣使节团。
幕末日本走向世界，始于万延元年（1860）幕府遣使赴美。向美国派遣使节团，是岩濑忠震和井上清直两位开明幕吏，在参加《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审议时向美国驻日公使提出的。他们的意图，是亲自带领幕僚中一些有为者前往美国，在完成交换条约批准书任务的同时视察海外情势，吸取先进经验，归国后推行一番破旧立新的幕政改革。但因政局动荡两人未能如愿，幕府最终以新见正兴和村垣范正分别为正副使。有人认为：正使温厚有长者风度，但绝非良吏之才；副使纯属庸吏，虽稍有经验却并无才干。此次使节团中包括一些从各藩临时召集来的下级武士，他们大多是为了探察海外情形而自愿随行前往的，如正使的从者玉虫左太夫便是其中之一。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团留下大量出使日记，其中副使村垣范正的《遣美使日记》和随从玉虫左太夫的《航美日录》内容最丰富，最具可读性和代表性，下文将以这两部出使日记为中心，对比分析他们的西洋认识。
与郭嵩焘关注西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村垣范正更多地着眼于双方的服装和社交礼仪等。使节团谒见美国总统布坎南之日，村垣范正说大权在握的总统“服装如同商人”。当时商人在日本处于四民之末，可见这位盛装前往的日本武士对美国总统的第一印象并不佳，进而发出了他“既无上下之别，亦无礼仪”的批评〔11〕。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衣冠服饰不单单是遮寒保暖之物，更包含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国家的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是有教养之人区别于野蛮落后者的重要标志。村垣范正所言，实则是对对方文明程度的否定。此外，村垣范正观摩了美国国会的议事，但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既无多少预备知识也无多大兴趣。对于日本人来说，最理想的议事方式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力求和别人达到一致，且讨论也应以最易于为最高当权者接受的方式进行。因此，在他眼里，美国议会的公开辩论几乎无异于村野匹夫的吵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