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鲁迅的一个世纪
作者：朱 正
二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⑾469～470）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③22～23）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1〕，但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④468），“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①307）。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文化的传统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①321～322）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①343）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①349）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厉害。”（①316）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中至当’。”（①352）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益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①353）
这些不过是举一点例。在鲁迅的文章里这一类意见还可以摘引出许多来。我们还记得，批胡适的时候，批过他的“全盘西化论”，批胡风的时候，批过他的“民族虚无主义”。那么，怎样来评价鲁迅的这些意见呢？依我看，这些意见不多不少就是“全盘西化论”。不要以为这只是他在《新青年》时代的观点，到了1934年他还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⑥84）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他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后期的杂文”〔2〕。应该看到，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或者说惰性是很大的，即使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旧文化的惰性也会对接受的幅度加以强有力的限制，并不会失掉固有文化的特征。鲁迅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④14）把话说得极端一点，绝对一点，在事实上也有他的必要吧。
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就一切都明白了。要不要保存“国粹”，要不要现代化（即“西化”的同义语），这问题早已由生活给出了答案。我们对鲁迅以及当年许多为此做了努力的人们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经过他们的努力，“国粹”一词，是早已没有人再说了。不过近年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新词，叫做“亚洲价值”论。这是“国粹”（“中国之粹”）的放大，性质却是相同，提出来也是为了抵制世界先进思潮，预料它最终也将同五四时期喧嚣一时的国粹论同其命运吧。
三
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于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即派人到各国去组建共产党。1921年维金斯基来到中国，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生的当时，鲁迅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反应。他还是在书斋里写他的《彷徨》，写他的《野草》，办他的《莽原》。晚年，他在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他当初“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⑥19），这是确实的。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新青年》的同仁，鲁迅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而努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同情他们的事业。他1926年9月从厦门寄给广州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⑾546）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928年初开始，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创造社中人好些是共产党员，太阳社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彭康、潘汉年、弱水（潘梓年）、石厚生（成仿吾）都写了文章。骂得最出格的是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士的封建余孽》，说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说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