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鲁迅的一个世纪
作者：朱 正
因为这些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批判的，鲁迅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拯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④6）
到了1929年，这一场批判就停了下来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干预而停下来的。1930年3月，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一起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里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殷夫、冯雪峰，很接近鲁迅，鲁迅对他们有很好的印象。
鲁迅以他过去在文学工作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以他现在的政治态度，成了左联的领袖和旗帜。对此，鲁迅自己也是重视的。他在《两地书》序言中声称：“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⑾5）但是在左联那些主持工作的人那里，只不过是想借重他的盛名罢了。比方说，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就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⒀358）。在他致胡风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起他在“左联”的处境和心情：“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⑶543）
可见这并不是怎样愉快的合作。为了不能让敌对者看险，只得隐忍着。这分歧的公开表露，是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⑥540～558）他在致杨露云的一封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中喋喋哉。……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毒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⒁138）。这篇长文中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⑥554），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成员。积累了几年的矛盾一时爆发，当然有点显得猛烈。这时，鲁迅正在病中。他给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⒁149）只是他没有能够再好起来，写此信之后三十四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不知他有没有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在“左联”的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参与了一些与文学无关的活动，像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反战会议。这些都是不无风险的活动，如杨杏佛，就因为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而遭到暗杀。这团体不惜以伪造的文件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胡适不赞同这个做法而被开除。有意思的是同盟的副会长蔡元培在开除胡适之后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3〕果然，不久他就退出了。
这也影响到写作上。参加“左联”之后，鲁迅接受并且转贩了第三国际的一些宣传。例如，“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鲁迅说这“是进攻苏联的开头”（④318）。又如《我们不再受骗了》（④439～441），全面为苏联辩护，连物资匮乏而出现的排队购物，连大镇压中的冤案都加以讴歌。今天读来，真不能不为他受到蒙蔽而叹息。对于他这几年的文章，王元化说：“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4〕
在他逝世前，对苏联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1972年12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座谈会上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其中谈到1936年二三月鲁迅没有接受去苏联休养的情况这一件事的时候，最初的记录稿中是这样说的：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5〕
四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6〕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7〕，做出了一个政治领袖能够做出的对于一个作家的最崇高的评价。
这样公开表明对鲁迅的推崇是有其现实的必要性的。那时正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一个月以前，中共中央才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了当时的一个严重情况：“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8〕。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
这些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带来了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那里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是成了问题了。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就是专门反驳“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一论点的。毛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9〕他说这些，就是指不久以前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这正是一篇“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杂文。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⑥54～55）。他写这几句的时候，大约并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迅更加受到尊崇。但他也被歪曲。像《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样的文章被选进了中学的教科书。号称出版史上盛事的第一个注释本《鲁迅全集》却并不是真正的“全集”，不但抽掉了大量的书信，还删改了一处鲁迅的原文，注释中的曲说就不必提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鲁迅的“尊崇”和歪曲同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尊为“亚圣”，出版了他的全集，即重印1938年版二十卷集，以取代周扬掌权时候出的十卷集。在那些年里，除了《毛选》之外，也就只印造了这一部个人的多卷集了。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文艺组”下面又有一个“鲁迅传小组”。据古远清《“石一歌”与“文革”匿名写作研究》〔10〕说：“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共十一个，谐音为笔名“石一歌”。他们的任务，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鲁迅来。他们写的《鲁迅传》，陆续在《学习与批判》刊物上发表，到1976年4月，将前半部汇编为上册出版，几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当然也就没有下册了。他们“影响”更大得多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事》，不但上海大量印行，有些省还租型重印，我看到的一本湖南的重印本，一次印数就是三十二万册。这十一个作者都是会写文章的人，他们从文献中找到一句半句话作为素材，再来进行艺术（政治）加工。他们歪曲材料到什么程度，这里只举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