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三十年回首话胡风
作者：姜 弘
这里需要简单提一下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鲁迅的加入左联，既不像左派所说是“思想转变”的结果，也不像有的人说的是“投降”、“上当”。事实很清楚，是国民党的屠刀和共产党的统战双方合力的结果；还有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苏联建设成就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个人的独立人格，依然用批判的目光审视一切，包括他加入的这个新的群体。一开始，他对冯乃超起草的那个极左纲领就持保留态度，接着在左联成立大会的演讲中批评左的倾向，以后又不断发表批左的文章。在致章廷谦的信里，鲁迅把他对左联的看法表述得很清楚，他说十年来在文学事业上不断帮助青年们而不断失败、受欺，因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做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鲁迅的预见，从1930年到1936年，在整个左联时期，鲁迅与那些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的关系并不融洽，从貌合神离到彻底决裂。这中间，他那“盟主”的身份也只在一部分人中得到承认。左翼十年是从论争开始又在论争中结束的，“革命文学”论争带来了左联的成立，“两个口号”论争伴随着左联解散。而且，两次论争都是围剿鲁迅，而两次制止论争为鲁迅解围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两次高层领导的直接干预都是支持鲁迅反左。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中间还有一次，1932年与“第三种人”发生论争时，张闻天发表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也是纠左的。由此可见，整个左翼文艺运动是在中共高层领导不断纠左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李立三、周恩来、张闻天以及潘汉年等，他们都是直接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的新型知识分子，张闻天和周恩来还有过文艺创作实践因而真懂新文艺，所以才会那样珍视“五四”传统，那样尊重鲁迅。试想，如果当年不是他们出来纠左，由着郭沫若、周扬们去指挥，能有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那些成就吗？
胡风提供了一段有力又有趣的历史见证：当时，郭沫若正在日本东京，是周扬派任白戈赶到东京，向他传达组织的有关精神，郭沫若立即表示拥护“国防文学”，愿意做“党的喇叭”，为“国防文学”呐喊。前一次提出著名的“留声机”论，说革命作家应该做革命的、阶级的“留声机”；这一次则甘愿充当“党的喇叭”，其思想立场和精神状态前后一贯，并无变化。显然，鲁迅与郭沫若的这两次呐喊大不相同，“精神界战士”是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留声机”和“喇叭”则是由别人操纵发出别人的声音。可见，论争的真正分歧，分歧的根本，还是在人，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文学上，就是要不要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上去。“留声机”论、“党喇叭”说，以及后来的“为政治服务”方针，都不过是新的“文以载道”，载“革命”、“阶级”、“抗日”之道，代革命的圣贤立言。张闻天和周恩来当然懂得这一切，自然会站在鲁迅一边；后来郭沫若、周扬也不得不转向，表面上认错。
其实，鲁迅的万言长信并不难懂，他所主张、所坚持的，就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原则精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不赞成把“国防文学”当作文学口号；二不能容忍左联内部那种专制作风和行帮习气。他认为，把“国防文学”当作文学口号，会影响创作自由，妨碍作家在作品中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从而取消新文学的启蒙作用。至于左联内部那种专制作风和行帮习气，更是与“五四”精神完全相反的传统旧货色——“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以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元帅”、“指导家”、“奴隶总管”等等，就都是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所要扫荡的对象。
就在这次论争还在进行的当时，鲁迅写了一则杂感：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
不做奴隶！——这是鲁迅的心声，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又一声呐喊，与开始的那声“救救孩子”遥相呼应。他要求国人不做异族的奴隶，也不做自己人的奴隶。可以把这看成是鲁迅留給国人的政治文化遗嘱。
胡风接受并一再阐发这一遗嘱。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在《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一文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鲁迅一生是为了祖国的解放，祖国人民底自由平等而战斗了过来的。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在他，没有为进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够达到的。在神圣的民族战争期的今天，鲁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样地浪费了民族力量，怎样地阻碍抗战怒潮底更广大发展。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多次重复这段话，意思很明白：“解放”——击退外来的侵略势力，“进步”——消除内部的黑暗愚昧，这不就是“救亡”与“启蒙”吗？可见，鲁迅和胡风所重视所坚持的，正是“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从那时开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种种冲突，都与此紧密相关。从那时开始，胡风就坚定不移地跟着鲁迅，为坚持“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而战斗。鲁迅逝世以后，他接过这面启蒙主义大旗继续前进，一直到进了牢房。——不是有一说，鲁迅如果还活着，依旧那样写文章说难听话，那就让他进牢房里去写。事实是，鲁迅不在了，胡风代他进了牢房，因为胡风一直在为启蒙而呐喊，从重庆到北京，包括《三十万言书》，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在呼唤启蒙，要求“进步”——消除黑暗愚昧。不妨翻看一下写于五十多年前的《三十万言书》中的“作为参考的建议”，那不就是一些超前的“文艺体制改革”的设想吗？
几十年过去了，胡风在牢里反思历史，寻找十年浩劫的思想历史根源，他说：根源在文艺上，就是鲁迅道路与反鲁迅道路的斗争，也就是坚持“五四”启蒙方向与反“五四”启蒙方向的斗争。可见，他比我们都早地意识到了“回归五四”的历史启示。从这里着眼，难道不应该让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吗？
三
“两个口号”论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那以前，是在上海，确实是鲁迅、胡风、中共高层领导，一起在纠左中推进左翼文艺运动，基本上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方向。那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有了变化：胡风等人随着周恩来到了重庆，和文化上的自由派、保守派共处于山城，那是个多元的复杂的文化环境。周扬和徐懋庸到了延安，那里没有自由派和保守派，更没有极右的国民党御用文人，有的全是左翼，左翼中的两派——原来的雪峰派（鲁迅派）与周扬派。这样，山沟里的延安与山城重庆，就形成了一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思想文化格局，两方面的最大区别，就是怎样看待“解放”与“进步”也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