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三十年回首话胡风
作者：姜 弘
他那两个一再受批判的提法：“人民的生活要求里面潜伏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封建主义活在人民身上”，是对《论民族形式问题》里的有关看法的发展，实际上是丰富而又深刻的科学论断。如前所述，既体现了“五四”启蒙主义精神，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一致，更与鲁迅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这样谈论知识分子与农民及其关系，是希望中国有良知的作家能本着“五四”启蒙精神，摆脱“歌颂”、“暴露”教条绳索的束缚，如实地写出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促使他们觉醒，从精神奴役下突围出来，从“自在”进到“自为”，获得个性解放，获得自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不还是那个“解放”与“进步”的关系问题吗？
这次论争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胜利在望，不少人已经在梦中描摹和平建设的未来。已经熬过了十年内战又八年抗战，稍有良知和良心的人都不会想到再去打仗。就在这时，在重庆的胡风，和同在那里的周恩来身边的“才子集团”——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共同商量发起一轮新的启蒙运动，以接续受战争影响的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就在这前后，延安方面派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宣讲“工农兵方向”，双方撞车，于是有了这场论争。结果，“才子集团”连同周恩来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可见，延安派、地下派早就存在，而且有隔膜。抗战胜利的巨大变动使得论争暂时搁置，到了1948年又一个胜利在望之际，才发起批判。在香港的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胡风派的同时，还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与此同时，北方的哈尔滨批判萧军——这是怎样的阵势啊！可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乔冠华们的回答、反击。多么不识时务，简直就是堂·吉诃德！可他面对的并不是风车，而是既有最新花叶又有几千年历史根须的强大的“意德沃洛基”。
五
从1936年到1940年到1948年，一个思想上的堂·吉诃德的战斗之路，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胡风：一个中国的堂·吉诃德，一个苦斗了一生的启蒙斗士；一生都在从事启蒙工作，无论是写作，是编杂志，还是教书，全都是在启蒙，在为启蒙辩护。他的坎坷，他的悲剧，也全都由此而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通过他这面镜子，可以照见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的悲剧及其根源。
这悲剧来自知识分子可悲的地位与处境，更来自中国政治文化的恶劣，游民意识浸透了政治，知识分子就时时处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苦况。以往那些批判、那些运动，不都是如此吗？胡风在谈到他倒霉的原因时，一次又一次地肯定是因为替知识分子说话。我们这个社会往往习惯了贬损知识分子，而且是自己贬损自己，我们自己灵魂里就有游民意识。在以往那些年里，我们都把那些侮辱知识分子的丑话当作了马克思主义，真是荒唐。近来颇受人注意的普列汉诺夫就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
近年来一直有人在呼唤“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在呼唤启蒙——补“个性解放”之课，提高国人的素质。百年来前人不断在发出这样的声音：戊戌时王照要康有为先办教育；辛亥前严复劝孙中山先办教育；“五四”时期陈独秀也说要先献身于教育。不幸的是，不是不听，就是坚持不住，都热衷于政治。政治被军阀痞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才有了前前后后说不完的悲剧。也许，政治真的是灵魂，是纲，不抓不行。但也要看是什么政治。1946年沈从文在谈到副刊的衰落时，也谈到政治的作用，他建议重新界定政治，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今天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好像有此意思，但愿如此。
这是我照胡风这面镜子时所想到的。当然，胡风有他的不足和缺失，当年鲁迅就说过。事实上，他的理论和为人都有不足，理论上有不少那个时代的明显偏向，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文艺批评中也有偏激不当之处。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他的基本精神和人品，这些东西正是我们许多人所缺乏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都去启蒙，但应该保持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胡风不能和鲁迅相比，但作为传人，应该说是合格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一生为启蒙，为立人，而不是为权为利为名为位。如果他要争地位，1938年就当部长去了，何须等到1949年？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郁达夫，当年鲁迅逝世时，他沉痛地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话说得也许有些过激，用语不当，对照上面所引普列汉诺夫的话，那用意是明白的。我在这里引用这些话，绝不是把胡风与鲁迅相提并论为伟大人物，而是希望能以健康的心理、谦逊的态度去看待有品格有成就的前人，从精神上学识上多得到一些教益。
当人们沉浸在“新帮闲”和“新国粹”的辉煌与笑声中的时候，我愿意回顾历史，从中寻找于今天有用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