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三十年回首话胡风
作者：姜 弘
延安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许多文化人到了延安，其中就有萧军、丁玲、罗烽、艾青，还有王实味。许多知识青年也是受“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影响，去延安寻找民主自由的。整风以后情况就变了。从王实味的受难，丁玲、萧军、罗峰、艾青等的受批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正是“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启蒙”。从周扬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周扬是在上海受了批评，于失意中去延安的，到延安后不久，就受到了重用。在延安期间，周扬完成了从“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方向”的过渡，也就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化，帮助构建“工农兵方向”。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结合”，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的转换：从启蒙主体的精神界战士，变成被改造的对象。这当然也反映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看法和态度——工农的灵魂比知识分子的灵魂干净。于是，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当然都要被否定，至少是被淡化、搁置。这实际上就是郭沫若的“留声机”论和“党喇叭”说的新版本。
在1939～1940年间，文化界又发生了一场大论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所涉及的范围和参加的人数，都接近上次“两个口号”之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更重要，所以李泽厚把它列为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关节。这次论争的焦点，是怎样看待“五四”传统的问题。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就是对这次论证的评述。论争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重视“民族形式”的号召引起的。这里顺便提一句，那个极端推崇“民间形式”而大贬“五四”传统的向林冰，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抬出来参与“批孔”的赵纪彬。——这中间，只有胡风的观点和态度最鲜明也最坚决，不但对民族传统、民间形式持批评态度，而且在保卫“五四”传统的同时，肯定其资产阶级属性，说“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而且在谈到“民间形式”的落后性时，他还谈到了农民的落后性，说“农民的觉醒，如果不接受民主主义的领导，就不会走上民族解放的大路，自己解放的大路；因为农民意识本身，是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自己的”。在这里，他还用了“农民主义”、“民粹主义死尸”这样的字句。
四十二年后的1982年，在谈到民粹主义问题时，胡风感慨地说：当时只是凭感觉，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绝没有想到后来竟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所以当时只是提出问题，从文艺上提出问题。从对农民的看法，谈到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他说他对农民的看法来自马克思、恩格斯，也来自鲁迅。他从鲁迅那里懂得了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点：一是要读原著，免得受骗；二是要深知中国的实际，免得掏空。鲁迅对农民的看法和马克思、恩格斯一致，更是切合中国实际。他认为他当年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那些看法，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鲁迅的教导。后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他的看法的正确。他说关键是“大众化”的性质和方向问题，当年口号之争中提出“大众文学”，意义和目的都在坚持新文学的启蒙主义精神，不想后来的“大众化”愈来愈偏离了这一方向，变成了“新帮闲”、“新国粹派”。
他所说的“新帮闲”，显然指那种一味强调“喜闻乐见”的新方向、新理论；“新国粹派”则指那些迷恋民间旧形式和吹捧传统的人。
可见，“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关键，依然是对待“五四”和对待鲁迅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胡风代表的是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相当一部分人，以当时的说法可称为“地下派”；周扬当时已经是解放区的“文艺总管”，当然是“延安派”的代表。这两派确实有着不同的“五四观”和“鲁迅观”。在胡风这一边，看法并不统一，但在一个中心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确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启蒙主义性质，承认这场运动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也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也好，全都属于这股潮流、这种性质。周扬所代表的是上世纪下半期的流行观点，是按照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过头去解释“五四”的，要点有二：一是时代的划分；二是性质的确定。把“五四”划定在1919年5月以后，把这场运动的性质确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而且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里无须细说，也是两点：一、这样一刀切去了1915到1918这几年，陈独秀的“科学与人权”；胡适的“文学改良”和“易卜生主义”；鲁迅的“救救孩子”和医治国民性弱点，以及周作人的“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等等，就全都没有了着落。二、正是这些话题和思想，在当时代表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后来则成为“五四”传统、“五四”精神的源泉，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这里面确实找不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没有“马列主义”，因为那都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倒是有的，但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这一名目后才有的“马列主义”大不相同。仅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出两种“五四观”的区别及其真假是非。
说到对鲁迅的看法和态度，就觉得既可悲又可笑。前面已经说到一些，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是每次论争都要涉及的兵家必争之地，早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鲁迅观”。两派都打鲁迅的旗号，都尊鲁迅为导师，都以鲁迅的文字为攻守的武器，而真正的看法和态度，则是大相径庭乃至刚好相反。以往半个多世纪乃至今日的中国问题，中国的苦难，大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或找到求解的途径。——在这里，让我先说几件理论以外的历史细节，按时间顺序：1949年在北京，有人向郭沫若提及“如果鲁迅还活着……”这个老话题，郭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根据他的表现，安排适当的工作。”后来，1957年在上海，就有了许多人都知道的另一个回答：“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进了班房，还要写。”再后来，到了1966年，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学校成立了一个“批鲁迅”战斗队，要批判鲁迅的作品，批他丑化、诬蔑、攻击劳动人民的罪行；不过，还没开始就明白过来，转向了。还有一个历史细节，也是1949年在北京，在一次有江青在场的会议上，谈到文艺工作的方向，胡风提出，文艺工作只能以鲁迅的方向为方向……。对照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对照胡风的那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很清楚，那几十年的思想斗争和文化冲突，确实集中体现在鲁迅身上。
在上世纪下半期最权威的鲁迅论里，在那高度评价中就包含着同样的意思：说“鲁迅笔法”过时了，说鲁迅写了农民的落后愚昧，是他不了解农民的革命性等等，同样是不愿听批评，不接受鲁迅那种富于批判意识的自省精神。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鲁迅呼唤：“不知自省而只知责人的民族，祸哉、祸哉！”后来当日本侵略势力步步逼进的时候，他又说：“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这种深刻的自省来自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的爱。当年覆盖在他身上的“民族魂”，指的就是这种精神。鲁迅所说的“自省”、“改革”，主要在精神、文化方面。而国粹主义、民粹主义，正是这种自省和改革的最大障碍。胡风提到鲁迅所说的“新帮闲”、“新国粹派”，指的正是这种势力；所谓“新”，是指所谓“人民”、“革命”这些新包装。后来，在鲁迅本人都被说成是“人民大众的牛”——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孺子”解释为“人民大众”，于是瞿秋白眼中的“诤友”，就变成了忠顺听话的“牛”了，哪还有批判、启蒙可言？所以后来连鲁迅提出的“新帮闲”、“新国粹派”这些名目也被人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