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三十年回首话胡风

作者：姜　弘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触及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冲突格局的变化，由中西、古今之争，转向了土洋之争；就是民间小传统与“五四”传统之争，也就是延安派与地下派之争（当时的一种说法，“地下派”指周恩来领导的大后方和后来的国统区的文化人）。上面提到的“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到1949年就结束了，此后由合流而产生的新的冲突一波三折，从1950年到1958年又到1966年，掀起了三次以“土”为主的文艺运动高潮。一开始，从农村来的民歌、年画、秧歌剧，以新鲜的泥土气息和激越的革命旋律，一下子吸引了城市的读者和观众，第一个回合，延安派占了上风。随着学习苏联的新形势，原来城市的新的东西很快就恢复并取代了乡村来的民间文艺。1957年反右，就包括反这种“五四”精神的回潮。1958年的大跃进，同时出现了精神上文化上的大跃进，那才是真的“民粹主义的尸又发出香气了”。刘、关、张、赵、马、黄，武松、李逵、鲁智深，穆桂英、花木兰以及王母娘娘、孙悟空，全都出来了，民间的占领了整个文艺阵地，一时间，全都成了当年鲁迅说的“新帮闲”、“新国粹”。极左的内容配以极古极土的形式，这就是二十世纪中期出现的第一波游民文化高峰。随着饿殍遍野，这场民间文艺闹剧也收场了。接着是短时期的“调整”，由周恩来、陈毅出面，重提“艺术民主与艺术规律”，也就是“民主与科学”，形势很快扭转。但接着就是大反复——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第二次游民文化高潮。《东方红》取代了《国际歌》，样板戏占领了整个文艺阵地乃至全部文化领域；形式是民族——民间的，内容是最最革命的——以权力为中心所衍生的复仇、暴力、权谋、血统论等等；完全没有一点“五四”气味，也没有了儒道释，只有这种来自历史深处和社会边缘的小传统游民文化。当年闻一多曾指出：“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土匪”指的就是游民意识、游民文化；《水浒》就是这一家的“圣经”，鲁迅就把《水浒》的流行看成是社会落后停滞的标志。1952年新版《水浒》出版，《人民日报》发表短评祝贺，冯雪峰写长文介绍，聂绀弩带领调查团赴安徽调查施耐庵生平事迹。在这热闹非凡之际，又是胡风，一人独违众议，大唱反腔，说《水浒》是非人文学，颂扬封建专制，鼓吹两项中国最黑暗最野蛮的丑恶事物：吃人肉和贱视妇女。当然，他还是站在“五四”启蒙主义和“人的文学”的立场上看问题发议论的。
　　在这股民粹主义思潮刚崛起和进一步发展的关口，胡风就及时发现了问题，发出了警告，接着又加以阻扰，而别人却没有，这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忘记鲁迅的话：“没有为进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达到的。”几十年一直清醒地坚持维护“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不怕误解，不怕围攻，不断地发出呐喊。说他是鲁迅传人，应该从这里去解释。从这里着眼，难道不应该让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吗？
　　
　　四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在八年以后，在又一次论争后期写出来的，是对论争对手的答辩，也是对十年来的文学运动的总结。1940～1948年间，中国发生了极大变化：抗战胜利了，内战打响了又接近尾声了。这中间，思想文化界有两件大事：延安文艺整风和重庆文艺论争。前者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形成和权威地位的确立；后者标志着胡风文艺思想的趋于成熟。重庆论争爆发于1945年，在此以前，胡风文艺思想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注意。胡风提出：文艺家必须提高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社会也应该认识和尊重这种人格和要求。他认为，这种主观精神、人格力量在创作活动中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就是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对创作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深入具体的探讨，是胡风文艺思想中最具有独创性也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这种用生疏的词语所阐述的精微理路，很难为一般缺乏艺术实践经验的人所理解；更因为直接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延安派观点相左，很快就受到了指责。论争就是围绕着胡风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论展开的，所以史称“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胡乔木与舒芜谈话时，点出了分歧的关键和实质所在：“延安在批判主观主义，你们却在鼓吹主观精神，毛泽东同志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严格区别开来，你们却把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后来，乔冠华等在香港发起对胡风的批判就是由此出发，集中批“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就是回答那几年的批判并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观点的。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胡风著作中最有理论深度又最有论辩性的，表现出了远比他的对手们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艺术鉴赏力。首先是他抓住了根本，根本就是人，他明确指出了他与乔冠华们在对人的理解和态度上的根本分歧。文学创作是一种人为了人而描写、人给人看的、只有人才有的活动，因此，首先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人”与“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乔冠华们是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说的是政治上的人、阶级的人，是“敌、我、友”，是“人民”、“群众”、“工农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他们对这些抽象的人、概念的人所下的评语，如干净、善良、优美、坚强、健康，或丑恶、卑鄙、自私、肮脏等等，也全都是从概念出发的、笼统的。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当然只能催生出无数公式化概念化的次品和赝品。胡风的看法则大不相同，他所说的人，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界定的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这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着不同的性格、气质、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人全都生活在复杂万状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网络之中，相互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其中当然有阶级关系、阶级性，不过如鲁迅所说，是“都带”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胡风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人的问题，所以他没有首先从阶级上去区分，他的提法是：“对于作为创作者的人和创作对象的人的理解。”
　　1982年他向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说起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说他主要得益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纲》，其次是《神圣家族》；文艺和美学方面，主要是致哈克纳斯等的那几封信。还说，《论现实主义的路》里的引文，是他自己从日文译出的。由此可知，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真经，他的“主观精神”一点也不“唯心”。
　　按照他的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描写“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而作家和他的对象都是感性存在，实践的人，所以创作过程不可能是单向反映，而只能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作家向对象突进、深入，和对象一起进入现实和历史的深处；在这同时，对象也深入到了作家的心里，激起他的全部精神积累和感情记忆，从中吸取能够吸取的一切，生发能够生发的一切。这既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和他的人物一同成长。这不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孕育新生命似的创作过程吗？新生命所吸取的一切都来自母体，在那里，客观外界的物质营养都已经融入了母亲的机体和生命，能机械地去区分主客观、物质与精神吗？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作家的主体性，不但是对外界，也包括对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把自己转化为客体，审视自我，如托尔斯泰所说，作家应该去研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意识中才能观察到的内心生活活动最隐秘的规律”，而不能止于从外部去观察人、研究人，“谁不以自身为对象研究人，谁就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人的深邃的知识”。鲁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犯人又是法官，也是同一道理。这当然不仅仅是知识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格、意志、情感、胸怀的问题，这是对作家自我的极高要求。胡风那么重视主观精神、人格力量，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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