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海与蝶
作者：［韩国］金仁淑
他的眼睛就是在刑场看见死人场面的那一刻变瞎的，至少他相信是这样。从刑场回家的路上，走在大人后面的孩子眼睛里无端地流出眼泪，令人惊讶的是流泪的只有一只眼睛。孩子再次陷入了恐惧，却没有一个人问问孩子害怕或轻声抽泣的原因。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地走路。仿佛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甚至连自己还活着这一点都不能完全相信。突然间他们不再是活人了，而不过是一些剩余者。他们感到恐惧，完全忘记了去关心别人，并且感觉到难以忍受的不安。
无人理睬的孩子孤零零地走着。只有一只眼睛流泪，尽管没人告诉他，但他清楚地知道流泪的是哪只眼睛，是没有目击死人的那只纯洁的眼睛，是挤在大人腰间什么也没看见的那只眼睛。而另外一只眼睛，那只目睹死亡的眼睛收起了眼泪。他明白了，也许就是在那个瞬间里，也许是在此后五十年的岁月里，总之他明白了。收起眼泪的眼睛除了死亡再也不想看见什么了……而且也不想记住什么……但是剩下的那只眼睛，在漫长的一生中还要目睹更多比那只收起眼泪的眼睛最后所见的更残忍的东西，这只眼睛一边嘲笑着另一只眼睛最后的记忆，一边还要容纳更多更残酷的东西。
“我那时，很久以前……不应该只瞎一只眼，两只眼睛都瞎掉才好。那样我就什么也不用看了。”
彩锦父亲给邻居家杀狗醉酒而归，不停地重复道：“那就像昨天看见的一样历历在目。”
“那是因为眼病。那年眼病很凶，人们不都这么说吗。”
彩锦把我带回家里不是为了让我吃狗肉，而是想让我向她父亲直接转达她母亲的消息。彩锦似乎为父亲醉酒而生气。但是不像彩锦想象的，她父亲一点也没问她母亲的消息。他们分开已经六年。彩锦母亲是六年前为了给儿子准备大学学费去的韩国，丈夫失去一条腿的时候她没回来，儿子因交通事故丧生的时候她也没回来。他假装根本不关心他的妻子，只讲自己的记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就死去的人。孩子死的时候……惨不忍睹。全身成了血葫芦，胳膊和腿扑腾扑腾的，可是他没那么容易就死，折腾了好长时间。现在我还总是想起他。爸爸，我太疼了……太疼了……我想对他说，没事，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没有马上结束。真的闹了很长时间。真的，其实没必要经历那么长时间的。”
“不要再说了，我真是烦透了！”彩锦终于喊出来了，她似乎完全忘了我还在旁边。像是要压制住愤怒，她急促地喘息着，短暂地顿了顿，随即又忍无可忍似地大声叫喊起来：“我要好好活下去，我要幸福地生活！”
彩锦父亲默默地注视着女儿，然后无力地点点头。他把一条腿平伸在地板上，彻底放心了似地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好……对。我没有阻拦彩锦。那个家伙，我的女婿……不过比我小十二三岁的家伙，要做我的女婿……看起来他不像个看了许多不该看的东西的家伙。我知道，我知道看过很多不该看的东西的人长什么样的脸。所以我没有阻拦。啊……我是没阻拦，但是，不幸的是……彩锦这孩子不知道我剩下这只眼睛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就是那个。比死亡更残酷。就是那个……就是活着。活着就必须看一切不该看的东西。而且很慢很慢，很久很久……铁锅里的狗肉骨头都煮烂了，很久很久……直到被敲打着飘起来的肉里完全渗进了肉汤，慢慢地，慢慢地……很久，很久……就这样看了又看。”
彩锦好像又要喊出什么来，两只手紧紧地攥起了拳头。这时他的视线却转向了我，接着说道：
“你知道我说的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此时看我的目光是承载着死者灵魂的目光，还是活着却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的目光，我不知道，我只是打了个寒噤。我身边握着拳头的彩锦松开手，叹息着说：“父亲醉得不轻。他一喝醉就跟谁都讲这些。”
但真的是这样吗？彩锦父亲对我说的话，会对谁都说起吗？那天夜里，我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这不是第一次，我几乎每天夜里都给丈夫写信。不是电子邮件，而是用钢笔写在信纸上的古老方式。那天夜里，我铺开信纸写下第一个字，墨水从钢笔头里流了出来。我没在意继续写。开始只想把白天经历的事情淡淡地写出来，但是到了信的中间，空过被钢笔里流出的墨水弄模糊的一格重新开始写的时候，我似乎有些伤感起来。
……请理解我给你讲这个黯淡的故事时候的心情。其实，我并不想讲他的故事。也许你也猜测到了，我只是想讲我的事情。晚上听完他的故事回来，睡了一小会儿，我梦见那个8岁的孩子就是我。我正在目睹一个人被枪决的场面。我感觉不是好奇，而是快要窒息，被枪决的人就是你。很多枪声同时响起，你倒在坑里。我迎着尘土跑过去，往坑里面看。你瞪大眼睛躺在坑里。奇怪吧。我遮住一只眼睛往下看你瞪大的双眼。尽管瞪着眼睛，你看起来还是很疲惫。走向死亡的路对你来说仿佛很累人。在梦里，我对你说，现在你终于安静地躺下了，亲爱的……希望那坑里面是温暖的。我朝你疲惫的身体，也朝你睁开了无法闭上的眼睛上盖土。即使在梦里，我还是希望你能感谢我。但是疲惫的你现在已经不知道感谢我了……
为了把写完很久一直放着的信寄走我去了邮局，那是在我接完彩锦的电话之后。去邮局的路上，我把彩锦的事讲给家庭教师听。家庭教师是彩锦介绍给我的。因为中间经过了好几个人的介绍，所以她不认识彩锦，但她知道彩锦马上要去韩国的事。在去邮局的路上，我对家庭教师说彩锦出国的日期好像已经定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她如果生孩子的话，那孩子就是韩国孩子了”。家庭教师的脚步突然加快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生气了。
“我不相信什么祖国什么国籍的说法。想去韩国的人们只相信钱。我不知道我父亲和祖父他们怎么想，他们已经老了。年轻人相信的是钱。中国最终也没什么例外。因为现在除了钱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但是更不值得相信的是韩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她说。
也许家庭教师对比自己先到韩国、叫彩锦的陌生女人产生了嫉妒。她自言自语似地说她也什么都不相信。而且她所相信的钱就在韩国。
给丈夫的信很简单。死亡、记忆之类的词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么两句话：“你给我寄的生活费还没收到。希望你算准寄钱的日期。”信寄走后又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收到他的钱。现在还不需要那笔钱，但我似乎想对他残忍一点。
买邮票往信封上贴的时候，手指突然像打寒噤似地抖了一下，手指尖粘满胶水。我一边用纸擦着粘了胶水的手，一边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快感留下的痕迹。反正我没离婚，而且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已经分手这一事实。在人们看出来之前，在发现孩子开始走上失败的人生路之前，我迅速地转换了舞台。
我气势恢弘地对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说，我的中国之行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世界人”。孩子到中国国际学校以后，汉语就不用说了，不久他还将精通英语。我们夫妻准备为了孩子的未来牺牲自己。反正已经活过大半辈子了，互相分开思念着，偶尔还会有令人感动的重逢，何不尝尝这种乐趣呢，我边说边笑。没有人向我投过怀疑的视线。因为在公开我的“宏伟抱负”之前，我周围已经有人把这种“宏伟”的事情付诸实践。从一开始我就费尽心机唯恐别人不上当的戏码，后来连我自己都欺骗了。我甚至忘了在离开韩国之前，我与丈夫就已陷入没有回旋余地的不和。我甚至还为独自留在韩国的他担心起来。如果那时他对我说一句“不要走”，或者不这样说，哪怕只问一句“一定要走吗”，也许我就会踌躇，战胜不了自己。他没那么说，只是问了句：
——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呢。
尽管是问我的话，结尾却没加问号。我知道他并不要求我作出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认识我的人也都这么问。每当这时，我就豪情万丈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然而谁最终都掩饰不住那样的嘲笑：“麻雀不能跟着燕子飞，去美国或加拿大花钱太多呗。”就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我来说也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说，只要舞台上不存在丈夫或者父亲这种角色，那么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或者非洲某个不知名的国家也好，都无所谓。
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想嘲笑我的那些熟人问得与丈夫不一样。我们的大学时代，青春可以成为一切的时代，对青春的纯洁的信任和希望可以像火一样燃烧的时代，我们曾经在凭暗号才能进入的密室里学习中国革命史。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被禁止的国家，但也是一个被禁止的梦。好像他突然记起了那个时代，他用久违的热烈表情看着我。但是很短暂。“如果你有能力筹到钱，我不去中国也可以。”一等我这样对他说，他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现实中的自己。
现实中的他……他，再也记不起来什么了。
他清醒的时候都是在外面。每天他几乎连早饭都不吃就去上班，回家时通常已是凌晨。周六和周日，上班时间也比不上班的时间更多。即使不上班，因为一些与工作相关的这样那样的事情他还是必须出去。几年来我没见过他哪天不喝醉的，也没和他进行过长时间的对话。有朋友劝我看看他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但据我所知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或者即便有别的女人勾引他，他也没时间应付这种勾引。他被一种女人之外的什么东西控制着。
我想过去理解他，事实上为了理解他我也做过努力。在重新回到自己递交辞职信的那家杂志社上班之前，他足足当了三年的失业者。整整三年里，他一分钱也没挣，就靠他父亲的资助和我翻译挣来的微薄收入生活。我为理解他而做出的努力，不是愤懑，而是侮辱和卑屈。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本工作得好好的公司，他却递交了辞职信，正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再就业却已是马上四十的人了。他不可能再递辞职信，也不能被解雇。失业的过去这三年时间，足以让那个原本忍不住愤怒、自我意识强烈的他，一喝醉酒就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喜欢看旅行信息、仅凭书中获取的信息就以为自己走遍世界的他，变成一个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就能充分感到幸福的人。
我努力想要理解他，为了节省他赚来的钱，我连那些垃圾一样的书都不拒绝翻译，尽管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担心他太疲劳，春秋季节从不忘给他买补药。这样过了一年两年，到了第五年，我感到受侮辱变得卑屈的似乎不是他，而是我。那时候，他时不时看着我大吃一惊的表情，让我明白他是认不出我来了。这个女人是谁……虽然这种混乱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但这短暂的瞬间一过去，他就不再想认识“这个女人”了。不仅仅是“这个女人”，连“他自己”也是一样。他想知道的，似乎只有存折余额和退休后可以得到多少年金。有时他也想升职,却并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升职。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某一天,半夜了,他公司同事打来电话。为了把酩酊大醉的他送回家,同事和他一起打出租车,但他在车上睡着了问不清楚家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的公司同事也喝醉了。我急急忙忙跑到深夜的大街上,他们已经在附近的路边酒篷里又要了酒。丈夫在路边酒篷的桌子上摇头大哭。
——请齐秀女士理解。
他的同事控制不住醉酒的身体,对我说。
——我说的是,在这个不像话的国家挣钱糊口。齐秀女士也知道这有多不像话。活着真是一件不像话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把手放在抽泣的丈夫的肩膀上。这里是我居住的小区,在路边酒篷里还遇见了邻居。但是那一刻让我无法支撑下去的,不是邻居看着喝醉酒哭泣的丈夫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也许这辈子也不会知道,这种感觉让我变得残酷。更痛苦的是,我预感到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把头埋在路边酒篷的桌子上哭泣的男人是不幸的。这不幸的男人是我的丈夫。只要他允许,我也想和他一起哭。只要能和他一起哭,我什么都可以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把他扶起来,我往搭在他肩膀的手上用了力,他却像要摆脱什么脏东西似的,粗暴地将我的身体推开,开始对稀里糊涂失去重心的我口吐脏话。
——臭娘们儿！我不是让你用嘴吗！脏兮兮的把大腿往哪里伸！我让你用嘴舔！
他又接着说。
——反正也挺不起来。反正也挺不起来……妈的……很久了……挺不起来。该死……他妈的……我从没想过这个东西就是一切……可它的确是一切。
可它的确是一切……他分明这么说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种时候我所能知道的,就是很久以前他只是没有工作,现在他却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他的一切指的是什么,也无从知晓他的什么都没有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