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在德忆往（节录）
作者：袁志英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法国人突然而至，我们刚刚说的法国人，他们是天主教徒。这就是莫里亚克、贝尔纳诺斯、布尔瓦……莫里亚克以浓墨重彩所表现的天主教环境简直具有一种穿透力，使人如闻其味。他们都是各自不同的作家，这个我知道，其水平也各不相同——不过您知道，十八岁的青年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特别是阅读译文时是看不出这一点的，而恰巧译文又那么好，我们有很好的翻译。
贝尔纳诺斯对资产阶级天主教环境所进行的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描述，对天主教教士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也是抱着十分批判的态度，这些对于1936—1938年这段时期的我们来说是一种解脱。我们生活于一体化的专制之下，天主教会和一体化的专制还是不同的。兴许我们也正好是对环境抱着批判的态度。这种天主教的环境由于纳粹的缘故而变得弱化，或者说受阻于纳粹，因为人自然而然总会有种团结感，大多是表面上的团结感。
对一个自由的教会抱着批判的态度是很简单的事。德国的天主教会可说两者兼而有之，它既自由又不自由。它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当时有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此外还有——我们不是在说德国的天主教吗——在德意志帝国中天主教徒当然是一个深受歧视的很大的少数。正如波兰人受到普鲁士人歧视一样，因为波兰人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是波兰人，莱茵兰人也受到歧视，因为他们还不是勤劳得不得了，此外他们还是天主教徒。所以对那些，甚至可以说是受压迫和受蔑视的少数有一种团结的感情。
于是，自然而然地对我所说的法国人道文学很快就会认同。这种文学对我们所发生的影响总是受到环境所提供给我们的读物的制约。我不想亏待那个时代的德国作家，比如说，莱恩豪尔德·施奈德或者是格尔特鲁德·冯·勒·福特，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有着类似的功能。从今天看来，他们在历史上已相对过时了，但这并不减其重要性。对我们这一代已不再是如此了，不过，在那时的环境里，他们已造成了很多的不安，真是要谢天谢地。
我们是在论说影响∶所有这一切当然对我都有影响，我一直认为，我至少在同样程度上受到音乐和造型艺术的影响。我父亲总是带我们去博物馆，并向我们讲解一切。绘画的整个发展，中世纪各种不同的流派，我要说，一直到毕加索，那时博物馆里已经有了他的作品，还有科隆这个城市所特有的浪漫派的建筑，所有这一切，以及我在大街上的所见、所闻、所嗅，都对我产生了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影响了我，狄更斯也影响到我，等等，等等。我可以列举很多，每个名字都似乎是没道理的，每个名字也都似乎是有道理的。不要忘记，这种发展过程都是在1933年到战争结束时间进行的，处于一种一体化的专制之中，处于一体化的恐怖之中，和世界文学和文化发展完全隔绝，处于全面的孤立之中。
（在我修订手稿时，我记起了另外两个不应忘记的人物∶我想起切斯特登① ——从中您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性——我还想起女画家鲍拉·莫道松-白克尔② ，她的一些作品藏于科隆瓦尔拉夫-里夏尔茨博物馆，每次参观总是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现在您要找切斯特登和鲍拉·莫道松-白克尔之间联系或者说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您将找不到什么联系，可这两个人对我都十分重要。或者还可举出凯绥·珂勒惠支③，另外还有杰克·伦敦。对我来说，这两个人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重要。）
什么叫“内心流亡”
勒：您刚才说的颇使我吃惊。您说到专制、恐怖、孤立，而同时您的父亲又给您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在他的引导下，您参观博物馆，看了毕加索的作品，青年时代您就已读过了莫里亚克和布尔瓦；在一个警察国家里，1933年后逐步加强的警察国家里，这一切怎么是可能的呢？在享有特权的环境中，在莱茵兰，您只是在1933年以前或者是在战争爆发以前才获取了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吧？
伯：指出以下的情况是很重要的：不言而喻，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很多的误解使得文学生产成为可能。我猜想，那时之所以能出版贝尔纳诺斯，莫里亚克和布尔瓦的作品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反教会的，这是一个误解。面对天主教会，面对环境，面对读者的感情，他们也还有一个误解。在像纳粹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并非一切都运转得完美无缺。说不定哪里有本书，于是便可前往借来，将其搞来，就像将一件珍玩带走，阅读，归还。不是很多，因为在德国出版得不是很多。不过在朋友的圈子里，或者通过教会总还是有可能搞来这本或那本书，即使在一体化的专制之下。
在战争期间，对内的恐怖有某些松动，因为当局想使人们保持一定的精神状态，情况总是这样的。在苏联也是如此。相对自然一些。不用说，毕加索的作品从博物馆消失，这一点至关重要；毕加索是突如其来地不见了，这样一来，这种艺术品对我们来说愈显重要。人们所拥有的任何一件复制品，不管在什么地方弄到的，有着塞尚，凡·高复制件的小本本都成了至宝。因而我们也大约知道，扣留下来不让我们接触的是些什么东西。
勒：您刚刚提到天主教作家的名字，这些都是您在战前或战争中读过的，比如说莱恩豪尔德·施奈德。我们已经谈了格尔特鲁德·冯·勒·福特。我们也可以谈谈维尔纳·贝尔根格律恩①以及其他的作家。这些作家，据称是走向了“内心流亡”，许多人实际上是走向了流亡的道路，“内心流亡”这一概念是否天主教作家和其他作家拥有的，对您是否也有某种意义？
伯：我们对这一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内心流亡”这一概念在当时并不流行。我当然也读了贝尔根格律恩和施奈德的作品，也读了容格尔② 的书，还有卡罗萨③。
勒：是否也可以真的将容格尔算作走向“内心流亡”的作家？
伯：我相信，他自己要将自己列入“内心流亡”的作家。那时他的有些作品成了禁书，我们曾经极其关注过，谁人采取了反对派的态度。在他们当中只有一个真正是反对派作家，那就是卡罗萨，此人在其小说中加进了奇怪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场面，完全是多余的，也还有关于语言道德的篇幅，这些都完全是节外生枝，是多余的，都是不适宜的，也违反美学规律。
容格尔完全不是这样。他对战争的态度清晰可辨，充满英雄主义，满怀激情。对他加以责备不是我的事情，不过他从未有过反对派的态度。我相信人们对于容格尔有种种保留之余，我对他当然也有保留，也理应对其怀着敬意，因他并不适应于那种，他可能会说，庸俗的英雄主义。我相信，他历经了许多的艰难曲折。
不过，诸如贝尔根格律恩和施奈德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对专制暴政进行了阴晦的描写，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描写；现实主义的描写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两人的某些诗歌是很特别，用手写，用打字机打出来，或者胶版印制出来，流行传播，不能说这样就很重要或者就不重要，这有一定加强的意义。须知，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他们生活在这里，撰写和表达这样的东西。
贝尔根格律恩有一首关于集中营的诗，我在1944年得到它，或许1943年，也可能1942年，我记不大清了。莱恩豪尔德·施奈德发展的轨迹也是可以感知的。从家庭出身来看，他是一个保皇主义者，一个传统主义者。我相信，正是他身上的传统主义的东西会和那种野蛮的形式格格不入。我今天常常想起施奈德，次数频繁得令人惊异，我是出于感激想起他，不过也是因为此人是个保守分子，从美好古老的欧洲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保守分子，战后他反对重新武装。比如说，他和教会与出版社有很大的麻烦。他是从传统主义出发，从对纳粹恐怖的认识出发，他本人曾遭受到纳粹恐怖，反对重新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