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在德忆往（节录）
作者：袁志英
母亲画像
伯：我的母亲是一个天资聪颖、感情细腻、热情洋溢的女子。如果她不陷入奴隶式的宗教教育而不能自拔的话，而这又来自她的母亲，还真不知她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她会一鸣惊人的，不管在政治上抑或在文学上。这种阻碍成了我研究的课题，因为我将其投影于未来。因为我在想，当今之天主教徒，或者其他信教的少数或多数，他们受阻而没有得到发展的是什么；我在想那些十年前一直使人感到头疼的诸如离婚或节育这些禁忌，而今只是一些卑琐小事。
请您想想接受圣餐前的空腹这件事：世世代代人们就是以此来吓唬人——后来有道理地取消了这条戒律。就这样干脆取消了——我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卑劣。卑劣一直成为进行控制的工具。
回忆我的母亲，回顾我的孩提时代，使我激动不已，也使我痛苦万分。我愿意看到我母亲或者说妇女获得解放。在莱妮·普法伊弗尔、卡塔琳娜·勃鲁姆①，在《九点半钟的台球》中的老妇费默尔身上也都寄托了我的妇女解放的希望。
不过，这一切都要有保留地加以理解。我以为，更为重要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妻子和其他我所认识的妇女，或者少女，后者对于青少年时代的我非常重要。她们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认为，妇女对于自身，对于自己肉体和对于自然的关系少一些层面，少一些复杂，少一些理智。这使得妇女更为自由，更具解放的能力。
不过，我以为，不无重要的是男人的可笑。战争使我懂得，男子气概是多么可笑。如若不发生战争，也许我会在某一个另外的职业发现这种可笑。比如说吧，我成了教师，我成了某一家企业的职员，那么我的同事，几乎我所有的同事都会在其男子气概中，在其装腔作势中，在其连篇的空话中显得可笑。这样说，现在听起来颇有些恶毒，因为男人们在战争中也吃了很多苦，他们死亡，他们受伤。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战争是可笑的，荒谬可笑，也可能是战争使我成为男人的蔑视者。
我从没有弄明白∶不用说我是如饥似渴地吞噬海明威，战后也许受到他的影响（我们还要谈下去，谈谈1945年之后迎向我们的一切该是多么重要）。不过在他的作品中有关男子气概的神话总是使我感到厌恶，不是厌恶，而是使我感到悲哀，因为在他那里正是一种做出来的神话，一再出现的是男子气概和成功。
我想，还是让我从自身说开去，这对我非常重要。让我们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吧，也许是因为和女人打交道很少有不好的经验，在所有的场合，在所有的情况下，从我的母亲到我所认识的女子。可是具有决定性的还不只是可笑，而且还有男人在战争中的那种无助，像羊群一样跑来跑去，总是要参与。这可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我自身兴许也有那种可笑的男子气概。这也可能是我写的大多是妇女的一个原因，现在我还不能使自己从政治现实的意义上对妇女解放这样的题目热烈起来。妇女解放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我来说，妇女至少和男人一样重要，此乃天经地义。而今对妇女来说，根本就不仅是性爱，性的问题，不仅是家庭妇女的问题，婆婆妈妈的问题，而且也是存在的问题，一个独一存在的问题。
勒：您书中的妇女不再是漫画式的，公式化的以有名的三K① 为特点的德国妇女。独立而自由的妇女占了首位，站到了前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男人在您的书中总是次要的角色？可能您以一个女子的命运，比如《和一个女人的合影》的莱尼的命运能够编织和解释一个社会的历史，编织和解释两代人过程中的伦理史，正是因为女主人公已婚，后又守寡，最后又有了情人……
这种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以一个妇女的命运为例所表达的情绪（在卡塔琳娜·勃鲁姆身上亦复如是）也许是更为清楚，甚至是更为深刻？
伯：的确如此，在我这两部小说里，她们都是职业妇女而非家庭妇女。不过，我想补充一名，即使是在厨房，在家主持家务的妇女我认为也具有解放的能力。在厨房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为一个家庭准备饭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一种解放的过程。
在世界文学中当然有足够的妇女形象。她们面对社会、面对法律而变得多情善感。可是我相信，妇女的多情善感以及植根于此的才气没有完全为人所知。那位卡塔琳娜·勃鲁姆是一个平凡不过的女佣，完全没有什么政治意识。她由于有了那样的经历才变得政治化了。我要表现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自自然然的人，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赚钱过日子。她可能是一个女出租汽车司机，或者一个女秘书什么的，完全不问政治，然而突如其来地政治化了，由于某一个事件，完全像莱尼一样。
三、 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及其他1967年后的激进主义
勒：您似乎在您的作品中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生意、商业、消费和蔑视一切的社会里，自由和精神生活再也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摧毁个性的社会，是一个靠剥削大众而积累其财富和维持其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自身也引起的反应，引起了1967年到1968年的革命运动；是这个社会挑起了恐怖行动，挑起了破坏的狂热。我想起了那些归属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种行动尚未变成刑事犯罪之前是否甚至在德国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间得到了某些同情？
伯：非也。我不相信，在一个像联邦共和国这样的国家里形成了，或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基础。我想起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纲领，这已经发表，无需去看施普林格的报刊，该纲领写得非常抽象、非常荒谬，正如同诉讼本身一样；从这里也显露出非常德国式的做派。
对这样一个集团的同情肯定是有的，并且我相信部分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因为乌尔莉克·迈因霍夫真正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笔杆子，是社会变动的理论家，而并非鼓吹任何暴力。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会对这个集团进行一次分析，也一定会进行一次分析。古德仑·埃斯林、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巴德尔和其他一些人至今还属于这个集团。这批人已被抓获。我至今还不相信，我要加以强调，这是信仰而非知识的问题，比如说，乌尔莉克·迈因霍夫个人会牵涉进一个暴力事件。这整个的情况的起因也还得加以分析，这一切起自于学生运动，起自于整个新闻界对好意推动变革的全盘否定，这当中柏林的施普林格报业集团特别起劲——事情全是起于柏林——对这些人的社会干预冷嘲热讽。这一切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如果他们犯了暴力罪，那就应对其进行判决。不过，来龙去脉的全过程一定要弄清楚，以便能公正地对待这些人，公正地对待各种各样知识分子对他们所抱的同情。可以说，直到1971年或者1970年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除了巴德尔的绑架案而外。我还有点怕，现在这仅仅是我的分析，一个小说家的分析，用的是某一种心理学，而非正统的心理学。整个事端是由巴德尔引起的，他的思路最不清楚，他的动机也最为模糊。须知，古德仑·埃斯林长年做社会工作，她非常投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乌尔莉克·迈因霍夫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一切都要弄清楚，以便能有法律追究效力地公正地对待整个事件，也能公正地对待于作为笔杆子和知识分子的乌尔莉克·迈因霍夫所抱的个人的和知识界的同情。在这里决不可将这种同情简单地说成是对暴力的同情。请你想想，像彼得·布吕克纳这样的男子当然会认得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她，他大约对她的理论抱有同情，还不仅是对她本人有好感。她突然出现在他家的门口说道∶今天晚上我可以睡在你家里吗？如果这件事以及1971年以后有可能所发生的一切受到法律追究，那岂不是荒唐了吗？我们非常关切这个案件。我坚信，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不抱偏见的历史学家有朝一日能将从1967年6月至巴德尔-迈因霍夫案件结束这个全过程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