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致总统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加布．哈得孙
过了几分钟，有人来到我背后，问道：“列兵，那玩意儿是什么？”听声音我就知道是玛勒中士。我转过身来，手里的活儿还没有干完，气呼呼地说：“我刚干掉这个敌人，中士！”玛勒四下看了看，又说：“不，我不是说这个，拉维恩，你这笨蛋，我说的是那个！”他指着我的肚子。我往下看了看，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中士。”玛勒中士说：“瞧那儿，列兵，就是那儿，把衬衣拉起来。拉维恩，你他妈的把衬衣拉起来，要不我就在这战事正忙的关头踹你屁股！你是要这样吗？你是要我在这战事正忙的关头踹你屁股吗？”于是我只好拉起衬衣，因为，在我们队里，大家都知道玛勒是个疯子，谁要是让他不开心，到头来准会落得个进医院的下场，而进医院的原因则千奇百怪，比如拉了手榴弹上的保险针，然后自己倒在上面，或者三更半夜被防化服憋得醒了过来，却不记得自己曾几何时将防化服打开过。
这时，第一排的其他人也都来了，我刚把衬衣拉起来，就听到有人说了声“他妈的”，接着另一个人说：“天啊，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然后，他们全都放声大笑起来。那是真正的捧腹大笑，我是说，从没见过什么人笑成那样。他们笑得怎么也止不住，我不由得忘记了布里克斯以及我刚干掉的敌人，还有下面跑道上仍在进行的交火，也跟着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们的笑太有感染力了，使我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于是，我们全都笑成一团。我笑得太厉害了，又产生了那种晕乎乎的感觉，仿佛脑袋里满是空气，像气球一般使我全身脱离地面飘了起来。
可是，当我低头一看，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在我身体左侧往上数第二根肋骨的地方有个东西，形状酷似人的耳朵。刹那间，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听不见那开怀的大笑声，也听不见不远处的交火声，连我自己的呼吸声也消失了，整个科威特陷入沉寂之中。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只耳朵——那只从我身体左侧往上数第二根肋骨的皮下长出来的耳朵——似乎盯了好几年的时间。我想，从技术上说，它是我的耳朵，是我的第三只耳朵。看着那只耳朵，我的胃里一阵作呕。这时，玛勒中士说道：“老天，你可有麻烦了，拉维恩。我警告你，你他妈的离我远点！我向上帝发誓，拉维恩，你要是敢靠近我，你的小命可就到头了！听到了吗？”接着，他转头对手下的人说：“我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随后，先生，我在楼顶待了两个小时，而在不远处，燃烧的油井冒着浓烟，渐渐染黑了天空，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天空，因为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只耳朵。我研究它，抚摸它，甚至还舔了舔它。当我终于听到全城响起化学战警报时，才摇摇头，放下衬衣，从背包里扯出防化服四件套，胡乱套在身上（您知道吗，先生？防化服四件套包括厚重的外套、裤子、以及橡皮手套和防毒面具，所以绰号为“人体安全套”）。接着，我从楼顶上退下来，赶上队伍，后来还跟他们一道又干掉了四个敌人。在这个过程中，在这战事正忙的关头，我惟一确信无疑的事情就是，这新长出来的第三只耳朵和我头上的两只耳朵的惟一区别就在于：它没有耳洞。是的，先生，这第三只耳朵是聋的。
停火后，我在沙特阿拉伯又待了七个月，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在巴格达和巴士拉之间的公路上设立检查站，在乌母盖茨尔附近的非军管区巡逻，拆毁用帐篷临时搭建的城市——那些地方的名字我早都忘了。在那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尽量不去想那只耳朵，强迫自己忘记它。这样做并不难，因为我只要不看它就行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就是这么想的。告诉您吧，先生，这一招还挺奏效的。您瞧，说到底，我们并不是常常需要看到自己身体左侧往上数的第二根肋骨，对吧？过了不久，我就将那只耳朵抛到脑后了。如果在极为碰巧的情况下，我夹紧 M16 步枪时左臂内侧不小心挨着它，或者在行军床上翻身时罩单缠住它，再或者洗澡擦肥皂时手碰到了它，那么，我就会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我会对自己说：“一等兵拉维恩，你在做梦呢！你以为你刚才碰到了长在自己身体左侧往上数第二根肋骨上的一只耳朵，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你是在做梦。梦都是愚蠢的，它们毫无意义。”接着，我就会假装刚刚醒来，不管是在哪儿，我都会伸伸懒腰，打个哈欠，挠挠脑袋。这样，那只耳朵就不复存在了，先生。
回到麦迪逊的第一天，当我们部队被簇拥在市中心广场的游行队伍中，看到漫天飞舞的彩条上写着“欢迎回来，现在找你的女人去吧（如果你是同性恋，我们可不想知道）”的时候，那只耳朵显然是不复存在的。当我穿着军装，站在写有“弄到石油了吗？”的彩车中间，周围尽是乳房上挂着红、白、蓝各色纸带的脱衣舞女的时候，我压根儿也没想起那只耳朵。我的脑海里只有进行曲和我的美国同胞的阵阵欢呼，当时我所想到的就是，回家是多么幸福。可以买到巧克力，可以享受上帝赋予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权利而干些兴之所及的事情，这使我满心感激。当我看到一袭红裙的拉维恩太太时，我拼命招手。小吉米坐在她的肩膀上，手里挥舞着一面小国旗，还拽着一只红气球。那天的麦迪逊阳光明媚，美丽宜人，让人不由得自叹多么幸运，那是我成人生活中最为美好的时刻——置身于父老乡亲之中，感受着无尽的爱。因为，所有欢迎的话语，所有热闹的场面，归结到底都是爱，对吧，先生？
然而，游行结束后，我晚上回到家里，亲了亲熟睡中的小吉米的额头，走进卧室，当拉维恩太太帮我脱衬衣时，她看见了那只耳朵，便一阵呕吐，然后昏了过去。直到那个时刻，先生，我才重新想起那只耳朵，并且明白我根本不是在做梦。这只耳朵的确存在。是的，先生，当拉维恩太太躺在那儿，吐得不停地抽搐时，我就站在长镜前，直盯盯地看着我身体左侧往上数第二根肋骨的位置，终于明白这只耳朵现在已正式成为了现实。
几天后，我们去了退伍军人管理局附属医院，杜纳医生证实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他说，这只耳朵是良性的，与我在沙特阿拉伯服役毫无关系。他还说，我可能是患了外伤后紧张综合症，他要我服用一点抗抑郁症药。拉维恩太太听到这里，激动异常——女人有时就是这样的。她在杜纳医生的办公室里又是摔椅子，又是扔文件，一边大喊大叫：“既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那么，那又是什么？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你是说我丈夫是畸形吗？去波斯湾打仗之前，我丈夫的肚子上可没有这只耳朵，如今他从战场上回来，肚子上却多了只耳朵，而你却告诉我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先生，正如我所说的，她真的很激动。而且，听了她那些话，我也跟着激动起来，并且不知该如何是好，先生，当时我神经紧张，头昏脑涨。最后，杜纳医生给她打了一针，让她镇定下来，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一路上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那天晚上，除了可以听到拉维恩太太在浴室里哭泣的声音之外，家里非常安静。后来，我半夜醒来，她对着我一阵大骂：“萨达姆使用了生化武器，所以你才长了第三只耳朵！我在有线新闻上看到了！你这个木脑袋的大蠢蛋！政府压根儿就不在乎你，你所谓的好朋友乔治·布什也不在乎你，在他眼中，你只是一个大蠢蛋！我要你明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找律师，我们要向最高法院上诉！”先生，我知道，由于我回家所引发的一连串激动事情，她有些失控了。对军人的妻子来说，这的确不容易。她已经够生气了，我不想再火上浇油，便回答道：“好吧，亲爱的，我保证，等把吉米的巢屋做好后，我马上就着手办这事儿。”当然，我从没有真正找过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