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蜥蜴
作者：［澳大利亚］巴里·希尔 作 徐 凯 译
在学校里，我那当日值班的蜥蜴被从口袋调离到领口，再到另外一个盒子：我课桌边上的铅笔盒里。它看上去心满意足地呆在那里。偶尔地，当我们不是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问题时，我让它跑，蜥蜴会冲着过道飞奔过去。每当它企图把舌头伸进嵌在桌上的墨水池时总是被我用直尺挡住。在它变得过于闹腾前把它给拖回来，这是为它好。我把它重又放回盒子里——尽管我以前从没有给坐在我前面的玛丽看过。
玛丽那金色头发长长地披在身后，一直垂落到我的铅笔盒上。当我在那里瞎摆弄时，她的发梢有时正巧碰到我的指关节。
你看！我说道。她可是第一个我想讨好的女孩。
看到了！她回答道。她没有被吓着。我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企图吓唬她。
它有名字吗？
没有。
它看上去病歪歪的。她说道。
既然她提到这点，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上的确如此。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让蜥蜴沿着水槽的湿漉漉的底部跑跑。然后我又让她看看。
你在折磨它。她说。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那会儿有多迷恋她。我人生第一次希望破灭的经历就是由她而起。那时我认为“折磨”这个词残酷、不公正，而且与我的好意恰恰相反。就像我父亲及其同伴没法接受“排除异己”、“低酬苦工”这样的字眼，我也无法接受“折磨”这词。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批评，直到蜥蜴一条一条相继死去。我打开花园盒子，掀起石块，发现又一条蜥蜴死了，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我又弄了一批蜥蜴，但很快它们也死了。那时斯大林也去世了，我看得出父亲对此开始了思考。盒子散发出恶臭，仿佛失望或是愚行有了自己特殊的气味。妈妈帮我把盒子清理干净。最后我放弃了蜥蜴，开始投身到学校操场上轰轰烈烈的弹子游戏中去了。
我们放弃某样东西，培养起新的兴趣；某样东西被清除，新的事物取而代之：生活似乎就是这样。我顺利读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顺利通过了优等证书考试。我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可都没迈过这道坎。这段时间里，湿沼的石头墙被推倒，蓟草被清除，沼泽被抽干，鹤和野鸭都被撵走。随着牧场被卖作工厂厂房，蜥蜴和蛇开始向西部迁徙。一天我们的邮箱里出现了一张传单，说夜晚天空会变成橘黄色，对此我们不必恐慌。传单上还说这新云不会有什么危害。他们不得不建一座精炼厂，而精炼厂不得不燃烧废料。
精炼厂竣工后，又造了一个排放黑烟末的工厂。接着是一个生产聚乙烯和苯乙烯的工厂。再然后是一个从邻厂的副产品中提取化学物质的工厂。一个巨型石油化工厂耸立起来了，远在堪萨斯城和伦敦的董事会负责它的管理和运作。这些地方我只是在书上读到过。这些庞大的若隐若现的管道和油罐群日夜轰鸣着，让人觉着遥远又宏伟。它们不停地喷出火焰，释放看不见的热量和说不清名字的气体。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环境变得相当政治化了，但奇怪的是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生活并非如此。接连许多个周末，爸爸建造车库好给我们的第一辆汽车遮风避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电冰箱，妈妈也能从日常开销中余出一些钱存起来好买洗衣机。原先要是我把毛巾忘在了海滩上肯定会有麻烦，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毛巾。这意味着我的焦虑减少了，我也很少遗忘毛巾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一阶段是有秩序、有远见的。人们关于不得不非常努力才能过上体面生活的谈论——尽管很有意思，而且历史书上对此也有记载——其实不足为训。我们现在可以一周吃一次鸡肉了；我的学习成绩不错，爸爸妈妈决定只要我能就一直让我读下去——因此，尽管没有一样是预先计划好的，这一切终归在发生，在进展，有敌人也好没有敌人也好。
喔，对了，还是有敌人的。在学校里我花不少时间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辩护或者说被视为替它们辩护：为驱逐匈牙利内奸的提议辩护，为将西藏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而辩护；抵御来自各方对工会的攻击。而我父亲的一些同伴们现在正全职为工会服务。工会已经对建立除车间一级以外各级组织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敌人就是那些歪曲真理的人。我无法容忍这些人歪曲我一直信奉的真理。我认为不能放过那些歪曲事实的人。我是个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在辩论中，我有时蓄势待发，等待时机发表短促而富有攻击力的言论，有时又运用捉螃蟹的策略一下击中对方要害。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保持着这些习惯，后来的选举活动以及反对在亚洲开战的请愿中仍然如此。这场战争老是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父亲和他的同伴们深感担忧的那场战事。现在，我们——两代或者三代人——联合起来反对战争，重新唤醒了激情和力量。没有人怀疑我们的价值。战争进行着，我们的反战活动也一直没有间断过。在我看来，那场战争既让人绝望又让人兴奋。同时，这经历出人意料地冗长和乏味，仿佛自己穿着别人厚重的裤子在倒退似的。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但是，我慢慢开始感觉到，摆脱自己社会存在的意愿决定意识。我做了一名教师。现在，我站在那里夸夸其谈是有报酬的。现在我会去伦敦生活。在那里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听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话。那会儿我很看重这种谈话，口若悬河、无拘无束，泰然自若而又充满自信。谈话中体现出一种仁厚的假定，即使有敌人他也不值一提。我认为这种方式比我一个人在那里长篇大论要好得多，值得仿效。这种感觉就如同我在操场上打弹子游戏时的感觉一样。那时我已经很擅长弹子游戏了。你们当然记得这种感觉吧！伙伴们建议你加入某一小组，最好能把年纪大些的那组杀得一败涂地。可是你婉言拒绝了，你坚持自己玩。你蹲在操场的边角准备好了弹石。天气很热，炎热的北风把你脖子后面的皮都烤焦了。你弹出了一个玻璃球——弹得很棒；又弹了一个，赢得了下一次机会。就这么弹着，不知不觉间，你已经把所有玻璃球全部弹进洞。你的口袋里装满了玻璃球，尽管别的人在看着你，你还是忍不住要炫耀：你只需要走到树阴下，坐下来数数当日的进账就可以了。
我从伦敦按时给父母写信。他们对我的成绩感到非常自豪：我研究生毕业后在英国BBC广播公司谋到了一个研究性的职位。我改变立场了吗？几乎没有：信件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我对正进入的那个圈子的批判，夹杂着对我父亲的工会的防御性以及家乡那残缺的政治遗产的尖刻评论。官方公报就是纯鸡尾酒，对此我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由于没有——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我只有一路向前。这个旅程无疑是一种成就，标志着我的自由。而这自由反过来也是衡量成就的一种具体的标尺。就如同屁股口袋里装满了玻璃弹子，你会忍不住时不时拿出一颗对着阳光照一照，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瑕疵。在较短的时间内，你可能完全拥有一些事物而不为空洞的胜利所困扰。
圣奥古斯丁曾提到过“趾高气扬的职业”和“趾高气扬的存在”，这表明共产主义并不是唯一排斥自我主义的信仰。我的精神忧郁症可能在寻找一个宗教避难所。可是我讨厌那些把知识和反叛视作罪过的信条。我也反感那把所有世俗的都认为是空虚的想法，仿佛魔鬼，或者装扮成自我的魔鬼在我的屁股上插根麦秆把我像青蛙那样吹鼓起来。在学校里，如果发现有学生这么吹青蛙，我会扯碎他们的麦秆，把他们推搡开。另外，我知道，从本质上来说我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好也罢坏也罢，我还是多年前的那个我。在伦敦的晚宴上，当话题转向阶级和权力问题时，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我总是把“阶级”一词中的元音发成“群众”这个词里的元音）。接着，那醉醺醺的空虚的自我和急于寻找发泄对象的愤怒使得我不再掩饰，那些讨厌的家伙们不得不坐好听我高谈阔论。我让他们倍受折磨，他们不得不坐在那儿忍受着，几个小时以后当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发现自己相当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