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蜥蜴

作者:[澳大利亚]巴里·希尔 作 徐 凯 译




  我们回家是为了找回真实的自我。离家五年后,当我决定返乡时,母亲病了,祖国正在举行大选。我这辈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了政府变革:工党掌权了。可过了不久,乐观主义和改革的泡泡就被敌人的利器给戳破了。我们瞥见了钢铁般的坚强,可这转瞬即逝。虽然有人抗议,但生活逐渐恢复原样。人们开着旅行车,拽着拖车和小船到处跑。他们推着割草机、绿篱修剪机和洗车机,伴着吹风机、水果搅拌器、电动牙刷和洗碗机嘁嘁喳喳、交头接耳。然而,父亲告诉我,工会正为下一批汽车订单发愁:是向已建成的美国公司订呢还是向即将在我们石油化工厂附近建厂的日本公司订?也许我本该早就意识到,与父亲的伙伴们重逢将会是我所知道的最痛苦的事。
  母亲因肺部感染正在养病,这期间的大多数时候我每次总能碰上我父亲的一个伙伴。他们顺道来看我父亲,恰巧碰上我坐在母亲的床角。你好,杰克!他们会问,最近怎么样?很好,谢谢!我们有力地握握手然后松开。我问起工会以及最近的活动。他们问及我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我们交换了关于政府暴行的评论。就这么些。
  我们彼此再没有什么别的好谈。他们回到客厅和父亲交谈,我和母亲呆在一块儿。试着和母亲聊天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把刚刚和他们的谈话又过了一遍。也许刚才我有点尖锐,有点油腔滑调,而且相当冷淡。或许我说话时已经故意撇着伦敦腔。我想起身去厅里,在他们以前端坐的某把椅子上坐下来,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或许会达到缓和的目的。但我打消了这个主意。因为我不想让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呆着,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也意识到我的出现会破坏他们谈话的风格。我读了太多的书,做了太多的事,有太多的成就。如果认为他们讨厌我这个人,那你就太愚蠢了。但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就是那个断了尾巴的蜥蜴。
  把我在伦敦的宴会上的复杂情感告诉他们,这个想法太蠢了。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回来,会有自吹自擂之嫌。当然,显而易见:他们清楚地记得我儿时的模样,我那时前途无量。他们没有料到这样的前途在我们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会限制我。在很多方面我希望得到同志般认可的需求肯定会变成是自我主义的表白。这是我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像我不得不接受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一事实一样。
  这些年来,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的肺、心脏和血液循环都垮了。她的肺跟她过不去,有时候她所能做的就只是一顿饭。这个我所知道的最无私、最克己的人现在连从烤箱走到餐桌都有困难。当她有足够的力气走到花园时,她尽可能多地呼进周围的新鲜空气,可她竭尽肺叶所能呼入的不过是附近石油化工厂的废气。
  她的咽喉和脖颈因为呼吸过于费力而肿胀起来。她的脸呈红色,有些浮肿,上面有红色斑点。就连这样描述她,也让我替她害怕。容颜的这些变化让她感到绝望。她宁愿没有这张脸。她已经感到自我厌恶。这种厌恶只消一个月的功夫就能把男人送进坟墓。可是男人们——我,父亲和他的同伴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我们还是老样子。不得不承认,让母亲容颜受损的那些药物也缓解了她的病痛。毫无疑问,这些药物有相当一部分是周围工厂生产的。这些事情上你得保持理性。
  离乡然后返乡使得任何稳定的变化或没有变化都越发惹人注目。另外一件让我逐渐理性起来的事实是:长大成人后和母亲谈话很多时候并不容易。她确实记得我的那些蜥蜴。但是,多年来,我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父亲及其同伴们进行的有声或无声的对话。她自己有意地疏离这种对话或者说她被阻止参与其中。因此,我竟难以发现自己与她生命的关联。
  我们的谈话中间总是有很长时间的沉默:似乎我们总是等着父亲进来。我恐怕自己缺乏宽宏大量。我陪她坐着的时候老是想起布莱希特那首有关他母亲的歌曲:唉,为什么我们不将最重要的事情说出来,这会很容易,我们不把这说出来真该死。晚上回家时,我开着车绕着石油化工厂,转了一圈又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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