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炎黄文化东西说
作者：常兴照
２、两大文化系统的发展水平与炎黄文化的发生状况相符合。《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就是说，炎帝族要比黄帝族发展得早，但以后黄帝族占领了炎帝族的疆域，统一了天下。而贾湖·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半坡文化的情形亦的确如此。老官台、李家村文化的面貌与特征及碳１４测年，均大约与贾湖文化的中晚期相当。贾湖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是老官台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到了半坡文化阶段，贾湖·裴李岗文化的发生地区却被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所代替，如汝州中山寨与长葛石固遗存的递演变化等等[２１]。正如张居中先生指出的，贾湖文化与大河村类型在“埋葬习俗、陶、石制品组合的变化，则反映出二者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意识、审美观念和生活习惯。因之，很难说二者是共同的一支人类共同体所创造”[２２]。其实这正与炎黄二帝的更迭替代历史密切相关。
３、老官台——半坡文化系统的某些文化因素同黄帝的记载相吻合。《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这里说明黄帝仍是以渔猎采集、家畜饲养，兼及种植百谷，往来迁徙以师兵营卫为特点的氏族。而老官台文化系统在半坡阶段，其渔猎经济仍占很大比重，这除了彩陶中的大量鱼、鸟、蛙、蜥蜴纹饰及各种鸟、羊、龟等陶塑等是一佐证外，墓葬中随葬品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元君庙墓地中发掘出的纺轮、蚌刀等多发现在女墓，男墓和合葬墓中的男子身边则存有箭头，这也是渔猎经济中男女分工不同的典型例证。特别是半坡文化中居址多用围壕圈界则应是“师兵营卫”的最好说明。另外，在宝鸡北首岭和临汝阎村发现的“水鸟衔鱼图”或“鹳鱼石斧图”[２３]，极有可能是黄帝族利用水鸟或鱼鹰捕鱼的真实写照，是“淳化鸟兽虫蛾”的有力证明。
根据上述对炎黄文化的分析论定，考察两大文化系统后期的交互关系，还可发现有些现象与黄帝擒杀蚩尤的记载很贴切。蚩尤是黄河下游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一个重要集团，它是炎帝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记载中蚩尤与炎帝关系十分迷乱，多有相混。Ａ、容貌相近。《太平御览》卷７８引《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蚩尤兄弟七十二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看来蚩尤极像一头牛，与炎帝“人身牛首”同类。Ｂ、生地相近。《初学记》卷９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国语·晋语》：“炎帝以姜水成。”羊、姜互通，本为一水。Ｃ、名号事迹相同。《路史·蚩尤传》：“阪泉氏蚩尤炎帝之裔也。”又云：“（蚩尤）逐帝而居于浊鹿，典封禅，号炎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庄子·盗跖》篇：“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新书·益壤》篇：“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而兼有其地。”这样炎帝与蚩尤似为同一人。我们根据大汶口文化王因遗址的墓葬发现含食陶球的习俗，参考文献中记载蚩尤似牛而啖食铁石的传说，结合民俗方言指出：蚩是古代对鸟兽虫鱼之类的统称，蚩尤之蚩是族名的附丽字，是带有贬斥意义的称呼。尤即牛，鲁南、鲁东南一带许多地方至今仍读牛为尤。故蚩尤氏族即鲁南大汶口文化早期上至北辛文化晚期之际形成的一个氏族集
团[２４]。从前面分析中已知后冈文化是北辛晚期文化的一个类型，其势盛时一直达到河套地区。随着半坡文化系统的进逼，后冈类型在黄河以西地区逐渐被取代，只是在有着深厚基础的山东等地才稳住阵脚，最后在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大汶口文化。这个过程正是蚩尤族西进扩张和失败被杀的过程。也就是说，蚩尤族是在北辛文化晚期之际就完成了替代或发展成炎帝的过程，并继续向西扩张，遭到了半坡文化的抵抗和反攻，所以才有了所谓的炎、黄大战。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是在太行山周围发生的，是炎帝系统的内战，炎帝被迫流离四方。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半坡文化的反攻，即所谓“黄帝擒杀蚩尤”，西方黄帝族为了取得彻底胜利，一直打到蚩尤族的发源地汶泗流域。于是乎就有了鲁南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的大量庙底沟式器物和彩陶，而黄帝的传说也由陕西、河北转移到了曲阜，故有黄帝登丸山及岱宗又“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韩非子·十过》），并生于鲁东门寿丘之说。这就是所谓炎、黄大战的本来面貌。同时，这一推论反过来也证明前面关于炎黄文化的辨析是正确的。
四
在论述贾湖·裴李岗文化是炎帝文化、北辛文化是蚩尤文化之后，反思北辛文化和贾湖·裴李岗文化的关系，就会理解为什么贾湖·裴李岗文化的许多因素在北辛文化中没有继承，而在大汶口文化中反而比较突出。主要因为蚩尤族并不是炎帝氏族的嫡传，其与炎帝的关系是联盟或臣属的关系。蚩尤不过是炎帝的一个卿士，所以他发展壮大之后就造反。蚩尤被杀之后，由于黄帝的“绥靖”政策，炎帝的遗裔得到监护和复苏，所以在大汶口文化中才有较大的发展。炎帝仍然在汶泗流域建都，号大庭氏，故曲阜就有了大庭氏之库。所有的这些均与少昊执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炎黄文化的本来面貌，有必要对北辛文化的其他类型与族属作相关分析。
关于苑城类型，从文献中推考，其主人最有可能的是逄伯陵氏。《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是则逄伯陵氏为姜姓。《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同（通）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侯者，箭靶也。《小尔雅·广器》七：“射有张布谓之侯。”这也为逄氏后人学箭找到了渊源。逄氏建国一般都认为是商代，未必有所根据，但其既为炎帝之孙，则必有悠久的根蒂，说其起源于北辛文化晚期并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８５年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就有带“夅”字的铭文，夅即逄，也就是逄氏的族铭。济阳一带靠近苑城类型的中心地区，应该就是逄氏一族的老家。所以，论指苑城类型为逄伯陵氏创造的文化似可征信。
后李二期类型的中心地区，偏于潍（河）淄（河）流域，这一带一直是姜姓集团的聚居之地。见于文献的有齐、有纪，甚至上述逄伯陵氏亦曾占据此地。《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语：“昔爽鸠氏始据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杜注爽鸠氏为少昊司寇，似为较晚的事情。爽鸠氏为该地始祖已成共识，这个爽鸠氏应该就是后李二期的遗裔，也就是齐地的姜姓之祖。后期的齐姜、纪姜等族，均是从爽鸠氏分蘖的支系。因此，古籍中称齐太公吕尚为“东海上人”当有所本，其或封齐（鲁北），或封吕（豫中），均在情理之中（同为故地）。至于爽鸠氏后为少昊司寇，因其本就是一个系统内部的成员，加入联盟完全顺理成章。同一联盟内部有着不同的姓氏也是完全可以的。
关于白石村与邱家庄遗存，根据文献记载，这两个类型的主人可能为夙沙氏。《逸周书·史记解》：“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绎史》卷４引《帝王世纪》：“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说文》：“古者宿沙氏初作煮海盐。”一般认为，夙沙氏位处胶东一带。前文对于白石村类型的考察，推测其有可能是后李文化晚期因外来因素的压力远避胶东的一支，到了邱家庄类型才融入北辛文化。这种情况与夙沙氏的过程正相符合。这类遗存中的直口带圜底罐（釜），与鲁北地区商周时期遗存中煮盐的坩埚“盔形器”十分相近，是或证明夙沙氏初作煮盐并非虚妄之说。《左传·襄公十八年》记有齐人夙沙卫“杀马塞道”的故事，也说明夙沙之姓在鲁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夙沙氏归并炎帝集团之后，几经兴废，创造了后期的莱夷文化，所以胶东古代文化一直与鲁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至秦汉时期仍淆混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