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作者：韩建业
七、环境变迁与文化发展
从距今10000多年前开始，一直到约公元前1800年，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跨度长达万年左右。迄今为止，这样长跨度的文化序列也只在华南、华北的少数一些地区能够找到。但由于北京地处东北和华北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有时甚至直接面对北方非农业文化，所以除雪山一期文化对外影响稍大外，其余时候多半都更多地接受外来的影响，始终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类型时期，其农业文化传统还基本中断。显然，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并不存在一个稳定、持续的文化发展序列。也正因为北京地区所具有的边缘地带的特点，使其不时成为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熔炉，以及联系东北、北方、中原、海岱文化系统的纽带，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酝酿、形成和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也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有些时候，北京地区还成为农业、非农业文化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事实上的屏藩作用。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全新世以来气候的演变存在必然的联系。全新世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存在多次干冷、暖湿的波动[30]：气候渐趋暖湿至最高峰，然后逐渐下滑。具体来说，全新世初期向暖湿方向发展，至公元前6700左右出现一次干冷期[31]；此后水热条件回升，至公元前5100年左右再次变得干
冷[32]；此后回升，出现公元前4500～前3500年大约千年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公元前3500年左右趋向干冷[33]，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降至低谷；此后回升，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稍趋暖湿[34]；公元前2300年左右又向干冷方向发展，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降至低谷；此后稍回升，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变得稍暖湿[35]，公元前1500年后渐趋干冷，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跌至低谷；此后回升至稍暖湿，持续到公元前后。总体上以中间公元前6500～前1000年这一段最为暖湿，故又被称为“大暖期”[36]。
现在看来，陶器的起源与农业无必然关系，但肯定应当与相当程度的定居有关。在距今16000年的华南、日本、西伯利亚等地已明确出现陶器，华北包括北京地区的陶器也有早到15000年以前的可能性。最早的陶器作为炊器，在日本、西伯利亚可能用于蒸煮坚果或精炼鱼油，在华南或者北京，则可能与蒸煮粟、稻类谷物有关[37]。13000年前后气候向暖湿方向发展，以及11000年前后“新仙女木事件”的极端干冷，恶化了大型喜冷湿哺乳动物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开始转向狩猎中小型动物，以及流行细石器技术。同时，人们尝试着寻求新的食物途径，从定向采集发展出早期农业。10000年以后气候的再次回暖，才使农业真正有机会发展起来。北京地区陶器和农业的起源或许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在北京地区乃至于东北地区的广泛分布，与当时较为暖湿的气候环境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北辛文化北上，是北京地区环境向暖湿转变的直接表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庙底沟类型阶段，恰值气候最为暖湿的时期，北京文化却极度中衰，则大半出于人为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当时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沼泽纵横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可能性。公元前第3千纪初期北京文化的中断，与当时气候进入干冷之低谷期明显存在关联。而龙山时代北京文化的再次繁盛，又与公元前第3千纪中期气候的回暖有关。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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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a.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6期； 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胡林人及其遗址》，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3］a.郁金城、李超荣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3期； b.李超荣：《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载《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79页。
［4］李、王幼平：《阳原于家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5］保定地区文管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6］［日］堤隆：《日本列岛晚冰期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陶器起源》，载《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65～79页。
［7］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8期。
［8］上宅T0508⑧（木炭）所测数据为公元前5480～前5230年，数据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7页。表中14C数据采用1988年国际14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表校正。
［9］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11］这一概念由张光直先生提出，指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发生连锁关系的现象。见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12］同［7］。
［13］［1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4］数据出处同［8］，第17～18页，14C数据采用1988年国际14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表校正。
［15］数据经校正，见［13］，第429页，附表2。
［17］齐心：《北京先秦玉器文化初探》，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92～98页。
［18］上宅遗址的石柄石刃刀也当属于与狩猎经济有关的工具，与其他地区发现的骨柄石刃刀功能类似。
［19］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4期。
［20］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21］严文明先生称其为仰韶文化钓鱼台类型（《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22］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
［23］a.《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年级在京郊实习——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文化遗址》，《光明日报》1964年4月2日； 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