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作者：韩建业
【摘要】北京地区处于东北和华北文化区的交汇地带，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距今10000多年一直延续到大约距今3800年。除雪山一期文化对外影响稍大外，其余时候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心。由于北京地区所具有的边缘地带的特点，使其不时成为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熔炉，以及联系东北、北方、中原、海岱文化系统的纽带，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酝酿、形成和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北京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缘长城沿线附近，自然环境和文化面貌敏感多变而又自具特色，现已发掘和重点调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有10处左右。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文化特色和历史地位略作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本文基本采用严文明先生的划分方案[1]。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于门头沟东胡林[2]和怀柔转年[3]，绝对年代在距今10000年以前。在东胡林发现火塘等用火遗迹。墓葬葬式仰身直肢，有二次葬。随葬有螺壳组成的项饰和牛肋骨串成的骨镯，可能都属于墓主人生前佩戴的饰物。墓主人属于蒙古人种，仍具有某些原始特征。
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基本为夹砂褐陶，器表斑杂，火候不均，质地疏松，陶胎中夹杂大量石英颗粒。器类可能属筒形罐和盂类。内壁粗糙，外表稍光滑。除个别口沿外有附加堆纹和状装饰外，其余基本为素面。主要为泥片贴筑法制作。还有个别的石容器残片。在北京以西的河北阳原于家沟，发现一件素面陶器器底[4]，以南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则有绳纹陶器[5]。再放大眼光，华南江西万年仙人洞最早可能存在一个无文陶器的阶段，其后大部分时间则流行绳纹；日本、西伯利亚最早也有一个“无文陶”阶段[6]，后来则流行压印几何纹。现在还无法确定北京早期文化相当于日本、西伯利亚的哪一阶段，也无法确定北京早期文化的素面风格是时代较早的表现，还是地方特征。
东胡林和转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细石核、细石叶、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等细石器，此外还有打制的砍砸器、尖状器，以及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细石器主要与狩猎有关，在东胡林发现不少鹿骨，鹿可能为主要狩猎对象；当时的北京为针阔混交林植被，气温较现在略高。石斧或许与农业有关，石磨盘、石磨棒可能与农业或者密集采集有关。日本、西伯利亚的陶器虽然早到14000年以前，但长期属于渔猎经济，因此，北京地区有可能是东北亚最早产生农业的地区之一。
北京处于面向东北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的交接地带，文化上有一定的过渡性，也可能是当时有农业的文化区的北界，对于联系两大文化区有重要作用。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明确者有偏早的平谷上宅第8层和偏晚的北埝头F2类遗存[7]，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以
前[8]。该类遗存的陶器为黄褐色夹砂筒形罐，主要用作炊器。上宅第8层的筒形罐为“三段式”纹饰：上部饰旋纹，中部饰压印点纹，下部饰网状压印纹或刻划纹；北埝头F2的筒形罐上部饰横向“之”字纹，中下部饰纵向“之”字纹。它们应当属于兴隆洼文化的不同阶段。
北京中期陶器与早期的素面陶风格显然有别。我们知道，西辽河流域在兴隆洼文化之前或者其初期，还有一个以素面陶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小河西文化”，或者这么一个阶段，年代上限可早到接近公元前7000年。北京地区的上宅早期类遗存是从西辽河流域扩展而来，还是由转年一类早期遗存经过相当于“小河西文化”阶段的素面陶遗存发展而来，目前无法确定，但其与东北地区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则是肯定的。
在北京南部，至今尚未发现中期文化遗存。但在北京地区以南的河北武安磁山[9]、容城上坡[10]遗址发现有中期遗存，即以盂类器为代表的磁山文化遗存。北京南部如果存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自应属于兴隆洼文化或者磁山文化。
北京北部陶器以筒形罐为主，无论南部主要陶器为筒形罐还是盂，两者都还是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即面向东北的文化系统。与中原地区以素面陶壶、钵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地区以素面直腹釜为代表的后李文化，两湖地区以绳纹侈口釜为代表的城背溪文化，都有较大差别。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虽属于筒形罐—盂这个大的文化系统，但筒形罐和盂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毕竟还有所区别，北京正好处于二者的过渡地区，成为联结中原和东北的纽带，对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初步形成有着重要意义[11]。
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的遗存在北京有较广泛的分布，以北部的平谷上宅第4至7层遗存、平谷北埝头F1类遗存[12]，以及南部的房山镇江营新石器第一期遗存为代
表[13]。属于北部文化的14C数据有4个，木炭样品出自上宅T1④、T0706⑤、T0309⑦以及北埝头F2，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前5321～前4849、公元前4891～前4582、公元前5453～前5230、公元前5200～前4802年[14]，彼此比较接近。属于南部镇江营一期的数据有3个，出自H1095、H1067②、H1074①，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054～前7533、公元前6998～前6425、公元前5237～前4948年[15]，前两个数据明显偏早，应当舍弃不用，总体看来，该阶段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300～前4600年。
该阶段南、北部明显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北京北部以平谷上宅第4至7层为代表的遗存，被发掘者称为“上宅文化”，实际上属于赵宝沟文化系统。在北埝头发现近椭圆形的半地穴式狭小房屋。陶器有筒形罐、深腹钵、圈足碗、勺等，多为夹砂（滑石）褐陶，稍晚也有泥质红陶的碗、钵类。夹砂陶器表多装饰有抹压条纹、划纹、压印“之”字纹、篦点纹等，组合成双钩、叶脉、三角形等图案。北京南部以房山镇江营新石器第一期为代表，被发掘者称为“镇江营一期文化”[16]，实际上当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初始阶段。陶器为圆腹釜、钵、盆、双耳壶、镂孔支脚、镂孔足鼎、勺等，仅钵就有圜底、小平底或三足等不同形制，有的钵还有把手。釜类多为夹砂，红顶钵、盆类则为泥质。几乎不见任何纹饰，崇尚素雅风格。陶器以外，南北部文化在宗教习俗和艺术取向上也有明显分别。上宅有陶或石质耳形器、石猴形饰件、石枭形饰件、小石龟、蚕形饰、海马形饰、陶塑猪头、陶鸟首形镂孔器、石或陶羊头形饰，总体上擅长圆雕镂孔，多见像生艺术品，可能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有人甚至将这类石制艺术品与玉器联系起来[17]。镇江营则缺乏这类艺术品，显得单纯质朴。无论是北部文化还是南部文化，都有磨制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或许与农业有关；细石器则代表着北方狩猎模式[18]，网坠与捕鱼有关；此外还有木工工具石锛、凿等。石刀等专门农业工具的缺乏，或许表明农业不甚发达，其经济方式可能属于农业与渔猎采集经济并存。
在西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明确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北京北部的赵宝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但南部的镇江营一期类遗存的来源则需要讨论。发掘者将镇江营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距今9000年左右，认为其直接由南庄头类早期遗存发展而来。实际上，镇江营一期的主要器类陶釜，和山东地区北辛文化早期者基本一致，而北辛文化的前身后李文化就一直以釜为特色。所以，说镇江营一期类遗存是北辛文化北向扩展的产物是有道理的[19]。但镇江营一期流行钵、壶，这应当与晚期磁山文化的传统有关——晚期磁山文化因为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流行钵、壶类器。可见，镇江营一期遗存是北辛文化北上后融合磁山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