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北京市大兴新城北区８号地考古发掘报告
作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一）墓葬形制
明代墓葬共7座，编号为M6～M12，除M8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外，其它均为小型竖穴土圹砖室火葬墓。
M6位于发掘区中部，方向约185度，开口于第②层下，墓口距地表约1.05米，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圹砖室墓。土圹南北长1.37米，东西宽0.97～1.04米，深0.75米。墓室偏于土圹东。墓室南北长0.88米，东西宽0.70米。墓壁残高0.36～0.41米，用青砖错缝平砌7层，至第8层内收，平面摆成近似菱形，似开始封顶。顶部已塌。墓底青砖平铺，上有烧骨和铜钱。墓底南北长0.54米，东西宽0.40米。另在墓室的南部有一行东西向的墙砖，砖面距墓口0.20米，以青砖残块砌制，残存两层，东西长0.88米，宽0.16米，其用途不详（图一三）。出土有开元通宝1枚、嘉熙通宝1枚、圣宋通宝2枚、元丰通宝1枚。
M10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南，开口于第②层下，墓口距地表1米，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圹砖室墓。土圹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21米，深0.90米。墓室东西宽1.12米，南北长1.10米。墓室四壁用青砖残块错缝平砌，残高0.54～0.66米。墓室东西两壁为斜壁，层层内收，南北两壁稍直。顶部已塌。墓底南北长0.90米，东西宽0.80～0.86米。墓底青砖铺地，在墓室西部设一象征性棺床，南北长0.88米，东西宽0.22～0.30米，高于东部铺地砖0.05米。墓内残留部分烧骨，并随葬铜钱淳化元宝1枚、元通宝1枚、皇宋通宝1枚、治平元宝1枚、嘉熙通宝1枚、熙宁重宝1枚、洪武通宝1枚（图一四）。
M11位于发掘区中西部，开口于第②层下，墓口距地表1米，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圹砖室墓。土圹东西长1.40米，南北宽1.30米，深0.56米。墓室南北长0.90米，东西宽0.68米。四壁残高0.20～0.36米，用砖块竖砌或平砌。顶部已塌。墓底部用残砖块平铺一层，其上发现烧骨和铜钱，有开元通宝1枚、皇宋通宝1枚、圣宋元宝2枚、正隆元宝2枚、大定通宝1枚（图一五）。
（二）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皆为铜钱，计有唐代的开元通宝3枚，宋代的淳化元宝1枚、元通宝1枚、皇宋通宝3枚、治平元宝3枚、嘉熙通宝2枚、圣宋元宝4枚、元丰通宝1枚、熙宁重宝1枚、政和通宝1枚，金代的正隆元宝2枚、大定通宝（背申）1枚。元、明者有：
至大通宝1枚，标本M9∶1，方穿，楷书，对读。直径2.25厘米，穿径0.6厘米（图一二，9）。
洪武通宝4枚。方穿，楷书，对读。标本M12∶3，背文纪重“一钱”，直径2.1厘米，穿径0.6厘米（图一二，10）。
五、结语
北京大兴新城北区8号地发现的这8座陶窑中，所属Ⅰ式的3座和所属Ⅱ式的4座的窑室底部（窑床）大致都为近方形或长方形，不同之处在于烟道的内部结构，前者烟道数多为2条，后者多为3条。从西安和洛阳地区发掘的汉代陶窑可以看出，汉代中期前后，窑室平面大多数为方形或长方形，两个烟道；汉代中期以后，窑室平面绝大多数为长方形，三烟道[1]。因此，I式陶窑的时代多为汉代中期前后，Ⅱ式陶窑的时代可能多为汉代中期以后。属于Ⅲ式陶窑的Y4残存部分与东周王城东汉晚期Y1[2]结构相似，因此Y4的时代也大约在汉代晚期。综合以上分析，此次发掘的8座陶窑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此次发现的陶窑，不仅大多结构清楚，而且还出土了一些陶器口沿残片，这将会有助于汉代陶窑方面的学术研究。
汉代墓葬M1和M3共出土铜钱47枚，其中有新莽钱“货泉”和“大泉五十”， C型和D型五铢钱具有东汉五铢钱的显著特征。另外，M1出土的连弧纹镜与西安荣海住宅小区东汉晚期墓葬M1出土的连弧纹镜[3]相似，M3出土之简易博局纹镜与西安雅荷智能花园东汉中期墓葬M9出土的简易博局纹镜[4]形制相近。M1出土的陶奁与北京怀柔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Ⅰ式奁[5]相似，都为平底、带盖，盖顶部隆起，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腹部为斜壁，后者为直壁，据此可以判断M1和M3的时代应为东汉中晚期。另外M2、M5的墓葬形制与M1、M3相近，而多室墓M4的形制是东汉中晚期比较流行的墓葬形制，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此次发掘的5座汉墓的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晚期。
M1和M3曾遭盗掘，出土器物位置已不是原状，不过有些器物的位置可能与下葬时的位置相去不远。两面铜镜都出土于M1和M3墓室北侧，而墓主人残存腿骨位于靠近墓道的南侧，我们可以推测，这两面铜镜下葬时可能是置于墓主人胸部或头部附近。东汉中晚期的铜镜多见“长宜子孙”、“长宜高官”、“家常富贵”等吉祥铭文，而M1出土铜镜的铭文为“百子千孙”，比较罕见，可能为汉代铜镜的新发现。
此次发掘的火葬墓形制基本一致，都是先挖好土圹，然后在土圹内用砖石砌垒墓室，墓室内有烧骨，并随葬有铜钱。这6座火葬墓用砖块垒砌，杂以石块，随葬品仅有铜钱，应是平民墓，而其中M7、M10和M12中出土有“洪武通宝”，说明这批火葬墓的时代大约为明初。我国在宋元时期各地广泛实行火葬，火葬之俗相当盛行[6]，辽金元时期的火葬墓在北京地区发现的也较多。据明史记载：“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7]可见元代的火葬传统延续到了明代。而明清以后，朝廷禁止火葬，使火葬习俗渐趋衰微，但有的地方仍有沿用[8]。这批火葬墓的发现表明，在明代初年的北京地区依然有火葬习俗。
领队：袁进京
发掘：于璞、金俊波、郭安林等
绘图：张济发、杨科民
拓片：刘小贺、石志刚
执笔：于璞、韩鸿业、李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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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唐金裕：《西安市北郊汉代砖瓦窑址》，《考古》1964年4期； b.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 c.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1期；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汉长安城北官的勘探及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考古》1996年10期。
［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东周王城战国至汉代陶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7期。
［3］［4］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5］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5期。
［6］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9期。
［7］《明史》卷60志36礼14“士庶人丧礼”条。
［8］杨存田、陈劲松：《我国古代的火葬制度》，《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