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作者:杜 松
商代后期铭文开始发展,一般较简短,一二字或十几字,少数铭文可达四五十字。内容有的标明器主的族氏,即族徽,如“亚”、“宁”、“车”;有的反映祭祀的祖、妣、父、母、兄等,如“祖辛”、“父戊”、“母辛”;有的反映上级对下级的赏赐,如六祀其卣铭文中的赏赐宝玉,小臣缶方鼎铭文天子对小臣缶赏赐禾稼,毓祖丁卣铭文中记有“锡”,即赏赐祭祀时的肉食;还有的反映征伐。因此,青铜器铭文对当时的家族史、祭祀制度、社会生活和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是极重要的资料。
3、礼乐制度完备的西周青铜器
西周建立了远比商代更加完备的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作为这种制度集中体现的青铜礼乐器,也就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反映在器型种类、风格特点上,必然有一些新的发展变化。西周青铜器长篇铭文较多,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远胜过文献史料,可与史料相互补证;一些铭文内容还可以反映出做器的明确时代和王世所属,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因此,铭文是衡量这时期青铜器价值的重要标准。
西周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从武王至穆王为西周前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中叶;恭王至幽王为西周后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0世纪中叶至公元前8世纪。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主要继承商后期的形制,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庄严厚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铜器数量远远超过商代。食器主要有鼎、簋、、鬲;酒器有爵、角、、觚、觯、尊、鸟兽尊、卣、壶、方彝、兕觥、勺等。酒器虽然品种齐全,但数量比商代减少了,这与西周王朝吸取了商纣“酒池肉林”而致亡国的教训有关。水器主要有盘。陕西出土了三件一编的甬钟,是最早的编钟。悬钟的使用使音质更佳,音调更准确。青铜武器有周族特有的勾戟,剑始萌芽。组合酒器的器座——禁开始出现。此时产生了列鼎制度,反映了礼制的加强。用鼎的多少是随名位的不同而有区别的,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尺寸据器主的等级依次递减,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这就是“列鼎制度”(或称“升鼎制度”)。大量传世及出土的鼎,证实了这种制度的存在。
形制上,三足器如鼎、的柱足与蹄足并存,双耳在口沿上。鼎腹有的很浅,典型作品如成王时的师旅鼎。康(王)、昭(王)时的鼎、簋、尊、卣、方彝之腹下垂。有的圆鼎,圜形底下面再置一盘,用以置炭加热,这种小巧玲珑的实用器是此时期的新发明。簋开始出现新的形式,如圈足下附方座,簋身附四耳等。鬲多有腹耳,如师鬲。一般认为青铜出现在西周中后期,故宫所藏的一件夔纹大(图三),长方形体,四角呈圆形,饰典型的夔纹和辐射状直线纹,具有西周早期器的特点,是现存最早的一件青铜。
此外,制作规整、纹饰精美的鸟纹爵、腹耳平盖鼎、高领鬲、四足、方形圆口或有尊、长身长颈贯耳壶、双耳盘等,形制上都有别于商后期的同种器物。戈援加宽,胡加长,有一穿至三穿,还有四穿戈。
兽面纹和夔纹仍是主要纹饰题材,但有所变化和创新,如出现了卷体夔纹、兽头鸟身纹。双身龙纹在方形鼎的颈部表现得尤为突出。凤鸟纹常饰在铜器的重要部位,华丽醒目,如伯作簋,腹部有两只相向的凤鸟纹饰;鸟纹爵上左右对称的长尾高冠的鸟纹;凤纹觯器身明显凸起的三道凤鸟纹,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巴蜀地区出土器有一首二身的牛纹,风格奇特。几何纹也有一定的发展,水鼎、夔纹的直线纹简洁朴素。一些器物上饰有高大的扉棱,或平雕动物的某一局部翘出器表,宏伟奇美。
铜器的铭文较之商代有所发展,出现了上百字的长篇铭文,字体仍沿袭商后期的波磔体,内容主要有祭祀、策命、训诰、赏赐、征伐,其中训诰、策命等内容是商代未见的。
西周后期青铜器多轻薄简陋,制作质朴,纹饰亦趋向简单,但长篇铭文增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酒器中的爵、角、、觚、觯、方彝等基本消失,保留有壶、、、尊、鸟兽尊等器种。盛食器、,注水器,均为新出现的器种,实用性强。鸟兽尊更为发达,新出现了兔形尊。铜钟发展到四件、六件和八件为一肆。“列鼎而食”的列鼎制度尤为盛行。
器形上有新变化。鼎、多蹄形足,典型的有大鼎、克鼎等;有些鼎在口沿一侧有流口,如龙纹有流鼎。簋除在圈足下加方座外,有的还附有三小足,如师酉簋、毳簋,有盖簋也增多了。鬲作折沿、折足,故宫所藏的刖刑奴隶守门鬲,上部为容器,下部带火灶,两扇可开合的灶门,外铸圆雕刖刑俑人,形制极为特殊(图四)。侈口,斜下收腹,器与盖各有四矩形短足。盘腹有耳,出现了方形盘。壶长颈,有套环耳。戈援前锋呈等腰三角形。
纹饰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时代特点,出现了一些新的纹饰,如刖刑奴隶守门鬲腹上的环带纹,格伯簋方座立面的窃曲纹,颂簋圈足上的鳞纹,从颈部所饰的一周重环纹等等。兽面纹一般不再做主题装饰,而仅饰在器足上。凤鸟纹继续流行,如追簋通体饰回首垂冠的夔凤纹。圆雕装饰有所加强,如虎饰钟,在兽面纹中心部位铸一翘尾露牙、跃跃欲奔的圆雕虎,精美诡谲。有的器物素面或仅有几道弦纹,如颂鼎、大鼎,全器光素,仅在颈部饰两道弦纹;一些花纹粗犷潦草。这与此时期器物多注重铭文有关。
青铜器铭文对研究古代史、校正古籍以及研究古文字的形、音、义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价值。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器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目前所见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周后期重要的长铭青铜器有颂鼎、大鼎、师酉簋、格伯簋、颂簋、谏簋、扬簋、豆闭簋、克、从等。这些铭文的内容涉及广泛,反映了青铜器为礼乐制度服务的突出作用。
首先,最多的是祭祀。《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奴隶制国家的重大事情,西周青铜器铭文关于祭祀的反映最为突出,追簋、杜伯、虢叔旅钟、颂簋等,均是为纪念祖先而做的祭器。从铭文表面内容看,作器者祭祀祖先的目的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祈福祈寿,实质上是通过祭祀先祖的形式来维系宗族的血缘关系,以巩固宗法制度。
第二,策命与赏赐。策命大多是天子对臣下的任命,其内容就是一份任命书。也有侯伯对下属的命赐。策命地点一般在宗庙、王宫或太室。策命后常赏赐物品,包括土地、山川以至奴隶等。如颂鼎、豆闭簋、师酉簋等器的铭文。策命铭文对策命制度、礼仪制度以及各种名物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并作补充。
第三,战争与征伐。西周国家对外战争与征伐目的,金文中不少名篇都反映这一内容。如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境内的强族猃狁。师旅鼎铭文记师旅众仆因不随从周王征战方国,而被上级白懋父罚币三百,反映了西周早期士兵反战的情况。这些记有战争内容的金文是我们研究西周后期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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