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作者：杜 松
商代后期铭文开始发展，一般较简短，一二字或十几字，少数铭文可达四五十字。内容有的标明器主的族氏，即族徽，如“亚”、“宁”、“车”；有的反映祭祀的祖、妣、父、母、兄等，如“祖辛”、“父戊”、“母辛”；有的反映上级对下级的赏赐，如六祀其卣铭文中的赏赐宝玉，小臣缶方鼎铭文天子对小臣缶赏赐禾稼，毓祖丁卣铭文中记有“锡”，即赏赐祭祀时的肉食；还有的反映征伐。因此，青铜器铭文对当时的家族史、祭祀制度、社会生活和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是极重要的资料。
3、礼乐制度完备的西周青铜器
西周建立了远比商代更加完备的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作为这种制度集中体现的青铜礼乐器，也就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反映在器型种类、风格特点上，必然有一些新的发展变化。西周青铜器长篇铭文较多，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远胜过文献史料，可与史料相互补证；一些铭文内容还可以反映出做器的明确时代和王世所属，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因此，铭文是衡量这时期青铜器价值的重要标准。
西周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从武王至穆王为西周前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中叶；恭王至幽王为西周后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0世纪中叶至公元前8世纪。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主要继承商后期的形制，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庄严厚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铜器数量远远超过商代。食器主要有鼎、簋、、鬲；酒器有爵、角、、觚、觯、尊、鸟兽尊、卣、壶、方彝、兕觥、勺等。酒器虽然品种齐全，但数量比商代减少了，这与西周王朝吸取了商纣“酒池肉林”而致亡国的教训有关。水器主要有盘。陕西出土了三件一编的甬钟，是最早的编钟。悬钟的使用使音质更佳，音调更准确。青铜武器有周族特有的勾戟，剑始萌芽。组合酒器的器座——禁开始出现。此时产生了列鼎制度，反映了礼制的加强。用鼎的多少是随名位的不同而有区别的，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尺寸据器主的等级依次递减，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这就是“列鼎制度”（或称“升鼎制度”）。大量传世及出土的鼎，证实了这种制度的存在。
形制上，三足器如鼎、的柱足与蹄足并存，双耳在口沿上。鼎腹有的很浅，典型作品如成王时的师旅鼎。康（王）、昭（王）时的鼎、簋、尊、卣、方彝之腹下垂。有的圆鼎，圜形底下面再置一盘，用以置炭加热，这种小巧玲珑的实用器是此时期的新发明。簋开始出现新的形式，如圈足下附方座，簋身附四耳等。鬲多有腹耳，如师鬲。一般认为青铜出现在西周中后期，故宫所藏的一件夔纹大（图三），长方形体，四角呈圆形，饰典型的夔纹和辐射状直线纹，具有西周早期器的特点，是现存最早的一件青铜。
此外，制作规整、纹饰精美的鸟纹爵、腹耳平盖鼎、高领鬲、四足、方形圆口或有尊、长身长颈贯耳壶、双耳盘等，形制上都有别于商后期的同种器物。戈援加宽，胡加长，有一穿至三穿，还有四穿戈。
兽面纹和夔纹仍是主要纹饰题材，但有所变化和创新，如出现了卷体夔纹、兽头鸟身纹。双身龙纹在方形鼎的颈部表现得尤为突出。凤鸟纹常饰在铜器的重要部位，华丽醒目，如伯作簋，腹部有两只相向的凤鸟纹饰；鸟纹爵上左右对称的长尾高冠的鸟纹；凤纹觯器身明显凸起的三道凤鸟纹，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巴蜀地区出土器有一首二身的牛纹，风格奇特。几何纹也有一定的发展，水鼎、夔纹的直线纹简洁朴素。一些器物上饰有高大的扉棱，或平雕动物的某一局部翘出器表，宏伟奇美。
铜器的铭文较之商代有所发展，出现了上百字的长篇铭文，字体仍沿袭商后期的波磔体，内容主要有祭祀、策命、训诰、赏赐、征伐，其中训诰、策命等内容是商代未见的。
西周后期青铜器多轻薄简陋，制作质朴，纹饰亦趋向简单，但长篇铭文增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酒器中的爵、角、、觚、觯、方彝等基本消失，保留有壶、、、尊、鸟兽尊等器种。盛食器、，注水器，均为新出现的器种，实用性强。鸟兽尊更为发达，新出现了兔形尊。铜钟发展到四件、六件和八件为一肆。“列鼎而食”的列鼎制度尤为盛行。
器形上有新变化。鼎、多蹄形足，典型的有大鼎、克鼎等；有些鼎在口沿一侧有流口，如龙纹有流鼎。簋除在圈足下加方座外，有的还附有三小足，如师酉簋、毳簋，有盖簋也增多了。鬲作折沿、折足，故宫所藏的刖刑奴隶守门鬲，上部为容器，下部带火灶，两扇可开合的灶门，外铸圆雕刖刑俑人，形制极为特殊（图四）。侈口，斜下收腹，器与盖各有四矩形短足。盘腹有耳，出现了方形盘。壶长颈，有套环耳。戈援前锋呈等腰三角形。
纹饰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时代特点，出现了一些新的纹饰，如刖刑奴隶守门鬲腹上的环带纹，格伯簋方座立面的窃曲纹，颂簋圈足上的鳞纹，从颈部所饰的一周重环纹等等。兽面纹一般不再做主题装饰，而仅饰在器足上。凤鸟纹继续流行，如追簋通体饰回首垂冠的夔凤纹。圆雕装饰有所加强，如虎饰钟，在兽面纹中心部位铸一翘尾露牙、跃跃欲奔的圆雕虎，精美诡谲。有的器物素面或仅有几道弦纹，如颂鼎、大鼎，全器光素，仅在颈部饰两道弦纹；一些花纹粗犷潦草。这与此时期器物多注重铭文有关。
青铜器铭文对研究古代史、校正古籍以及研究古文字的形、音、义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价值。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器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目前所见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周后期重要的长铭青铜器有颂鼎、大鼎、师酉簋、格伯簋、颂簋、谏簋、扬簋、豆闭簋、克、从等。这些铭文的内容涉及广泛，反映了青铜器为礼乐制度服务的突出作用。
首先，最多的是祭祀。《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奴隶制国家的重大事情，西周青铜器铭文关于祭祀的反映最为突出，追簋、杜伯、虢叔旅钟、颂簋等，均是为纪念祖先而做的祭器。从铭文表面内容看，作器者祭祀祖先的目的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祈福祈寿，实质上是通过祭祀先祖的形式来维系宗族的血缘关系，以巩固宗法制度。
第二，策命与赏赐。策命大多是天子对臣下的任命，其内容就是一份任命书。也有侯伯对下属的命赐。策命地点一般在宗庙、王宫或太室。策命后常赏赐物品，包括土地、山川以至奴隶等。如颂鼎、豆闭簋、师酉簋等器的铭文。策命铭文对策命制度、礼仪制度以及各种名物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并作补充。
第三，战争与征伐。西周国家对外战争与征伐目的，金文中不少名篇都反映这一内容。如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境内的强族猃狁。师旅鼎铭文记师旅众仆因不随从周王征战方国，而被上级白懋父罚币三百，反映了西周早期士兵反战的情况。这些记有战争内容的金文是我们研究西周后期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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