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作者：杜 松
此外，西周后期铜器铭文的内容还有很多，例如买卖奴隶、划疆界及盟誓、反映刑法等方面的内容等等。
后期铭文文字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精到，书法娴熟，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玉体”。大克鼎还采用了方格，格内填字。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读之朗朗上口，具有很浓的韵味，书体圆转秀美，开小篆字体之先河。
4、变革出新的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代是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期，铁制工具在农业、手工业中的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青铜铸造业上，王室铸器减少，诸侯国则普遍铸器，不仅晋、楚、齐、鲁、吴、越、秦等大国铸器，而且纪、薛、费、黄、邓等小国也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在青铜器铸造上透露出变革时代的气息，创造了不少崭新的内容。
青铜工艺进步的突出表现是分铸法的发展。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形体巨大，器底与器身的虎、龙，盖顶展翅欲飞的仙鹤，均采用分铸法，取得了凝重活泼的艺术效果。这时期的青铜器还采用了失蜡铸造法，反映了青铜工艺的高度发展。在纹饰装饰上采用拍印印模法，即用刻有花纹的陶或木质拍子，在范模上按印出连续成组的图案。此前青铜器纹饰需先在陶模上雕刻，工序繁琐，拍印法则省时、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时期最流行的细密的蟠虺纹一般都采用这一方法，四蛇方的甑上有勾连雷纹，即用此法。青铜镶嵌工艺进一步发展，嵌红铜工艺有独特的魅力，如嵌红铜狩猎纹豆，图案镶嵌之精令人赞叹。
器类上，食器有鼎、鬲、、簋、。盛食器中的球形敦、带盖豆，酒器中的尊缶，盛水或盛冰的大，水器中的盥缶、，乐器于、钲、句等等，都是这一时代极富特色的器物。青铜武器中的戈、矛、戟、剑数量很多，并常见附件和镦。
器物形制上，鼎多有盖，盖上有三兽钮或三环钮，足作外侈的蹄形，尤以楚式鼎最为典型。楚鼎中还出现了束腰平底、浅腹、三短蹄足、口沿二耳外侈之鼎，自名为“”。簋、壶、的盖常以莲瓣为饰。莲鹤方壶在盖的双层莲叶间还立一圆雕之鹤，堪称瑰宝。有的簋沿袭西周方座特点，腹侧有双龙耳。多呈方形，鬲、甑分体。簋口缩小了外侈的角度，足加高。豆腹加深，多有盖。新出现了似瓢的无足。盂虽仍存，但形体较西周为小，如浙江出土的伯盂。甬钟、钮钟、钟并存，已发展到十几件一套。戈、矛分铸，戟加多。戈援上扬，三穿、四穿习见。有的戈内部呈透雕的鸟兽状。矛体向细长发展，加强了刺杀力。
如西周后期之粗犷简单的花纹此时已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工整细密的网状蟠虺纹。虺纹实际上是许多小蛇相互缠绕而构成的图案，这种图案的流行与拍印法的使用密切相关。吴越地区铜器常饰锥刺纹，也有蟠蛇装饰。楚地铜器常饰鼓凸呈粟粒状的变形蟠螭纹，其形有若飞溅的浪花。春秋晚期线刻画像开始萌芽，江苏六合程桥发现了几片有线刻画像的残铜片，刻有野兽、树木、人物，线条简单，生动古朴。人事活动图案的出现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礼俗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社会变革对铭文内容及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不如西周丰富，上百字的长篇很少见，齐叔夷钟一组铭文共492字，已属罕见。铭文内容多祭祀，也有为自己或他人作器的。由于礼制衰落，以铜器作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如陈子铭。同时用青铜制作的“弄”（玩）器也开始多起来。
由于诸侯国林立，金文书体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字体有瘦体，有肥体，还有的刻意仿商周波磔体，在求工的基础上加强了字体的变化和装饰性。晋国还出现了颇具奇趣的蝌蚪文，如少剑铭文。江淮一带的剑、戈、矛等武器常装饰曲绕回旋的鸟虫书，可算是当时的一种美术字，极具装饰色彩。
5、地域特点鲜明的战国青铜器
战国时代，铁工具在青铜铸造业中使用，为青铜器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活用器增多，常见的器种主要有鼎、豆、壶、盘、、缶。轻便实用的铜器主要有球形敦、圆腹。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形体不大、体作卵形的细长足敦。编钟尤为发达，著名者有曾侯乙编钟，故宫收藏有一套9枚的蟠螭纹编钟。鸟兽尊仍存，以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犀牛尊最佳。青铜武器变化很大，这与战争形式从车战变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有密切关系。戈、矛与分体戟盛行。
战国早期，青铜器的形制仍沿袭春秋晚期的一些特点，中、晚期变化较大。鼎足普遍低矮，盖上常有三牺、三环或三鸟钮。足变高，口不再外侈，上下常有子母卡口，器变深。下部的鬲仅有三短足，开始向秦汉时的釜演变。球形敦仍存。豆普遍作长校，尤以北方燕国豆最为典型（图五）。壶有圆、方、扁和圆形带流的，也有高足、瓠形、鱼形和鹰首形的。作圆腹、有流，有和提梁。戈援与矛体细长，戈援上扬，三穿与四穿戈习见，有的内末有斜刃。分体戟增多，曾侯乙墓有三戈一矛的同戟，是一种新式武器。用作矛、戈饰物的、镦数量很多，如大良造鞅镦、错银马足。青铜剑数量多，大多格、首俱全，有的茎上缠有“缑”（丝线），其中尤以吴越地区出土的最佳，一些剑上还有错金银或嵌松石等装饰。无格、无首、扁茎似剑的铍此时出现。调兵遣将的符多作虎形，也有鹰形的。
这时期铜器纹饰内容丰富，壶、豆、、等器上常刻有大幅的平雕画像，嵌红铜宴乐渔猎攻战纹壶为宴乐、采桑、渔猎、攻战纹，是为贵族的礼仪活动，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战争、礼俗、建筑等状况有极高的价值。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铜壶纹饰与此壶内容相同。这一时期还流行绳纹、贝纹、三角云纹、勾连雷纹、羽状纹、花朵纹、龙纹、粟粒纹、蟠螭纹，长江流域的铜器多流行锥刺纹、龙凤纹等。也有一些素面器，如楚王盘、铸客豆等。
由于金属细工的发展，铜器装饰出现了不少新技法，如错金银、镶嵌、失蜡铸造法等等，使得这时期的一些青铜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铜器铭文简约，多为刻铭，多记载容量（斗、升）或重量（斤、两），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和度量衡的发展。剑、戈、矛之铭文常标明是由国家控制的武器作坊或某地铸造的，燕国兵器常有燕王某之题名，如十六年喜令戟；秦国武器常标明上郡铸造地和相邦督造铭；楚国兵器铭常有国君名。此外，还有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符，反映了王权集中、调动军队必用兵符的情况。通行凭节，规定有水陆通行路线和车船数目，是研究当时商业、交通和节制制度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列国在文化上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铭文的字体、写法上有差异，异体字常有出现。秦国和其他六国形成了不同的文字体系，即所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南方不少地区仍延续春秋以来的鸟虫书字体，如楚王璋戈铭就是典型的鸟篆书体。
战国青铜器以其铸造精良、金属细工高超以及轻便实用见长，开创了青铜器铸造业的一代新风。
二、浓缩古代社会生活的青铜生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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