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作者：杜 松
从铸造技术看，这时的青铜器虽然仍以日常生活实用器为主，多粗犷，素面，但金属细工中的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以及分铸套接和使用铆钉等技术都很发达，形成了两汉时代青铜工艺的新内容。
汉代铜鼎造型多扁圆形，腹耳，短三蹄足，也有三熊足者，盖上多为三环钮或三伏兽钮，鼎腹常有一道棱，器物名称也常铸刻在器表，如长扬共鼎。这些特点都是战国末期和秦代所罕见的。鼎铭常有纪年，如“永始三年”、“元始四年”等。有的鼎还有“乘舆”铭，有“乘舆”名的鼎是天子所使用的，这为研究皇室器物提供了重要资料。
铜壶形制多样，有圆形壶（又称锺）、方形壶（又称钫）、扁形壶（又称钾）、蒜头扁壶、长颈圆腹壶、鸟首壶，刘胜墓出土了橄榄形壶，最特殊的是腰鼓形壶，因罕见而格外珍贵。有链梁的壶很发达，刘胜墓的橄榄形壶链梁特别长，十分独特。
盛酒或温酒用的铜樽十分发达，圆形深腹，短三蹄足或兽足，还有带柄的樽。樽可分为盛酒器与温酒器两种，鼓腹者为盛酒器，直腹者为温酒器。铜樽大多制作精细考究，有错金银、鎏金和镶嵌松石等装饰，有的饰鸟兽纹图案。故宫收藏的建武廿一年乘舆斛，通体鎏金，器身下有嵌松石三熊足，下承圆形托盘，全器优美绚丽。铭文自名“斛”，但用酒樽的形式，推测此器已失去原来量器的性质而成为专门盛酒的容器（图七）。
饮酒器主要有耳杯，形制与同时流行的漆耳杯基本相同，椭圆体，两侧各有一半月形耳。刘胜墓出土的一套5件耳杯呈单环耳。
青铜水器主要有洗和，都是盥洗器，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圆腹，形体较大；后者虽亦为圆腹，但形体较小而高。铜洗数量很多，多有纪年，如“元和四年”、“永和三年”等。还有吉祥语，如“富贵昌、宜侯王”、“千岁大富乐”等。也有的铸出制造地点，如“蜀郡”、“朱提堂狼”（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堂狼，今云南会泽一带）等等。铜洗的铸造虽简单，但一些铭文对研究两汉时代的历史、地理、地方冶铸业状况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青铜灯和青铜熏炉数量也很多，且制作精致，形式多样。灯在铭文中多写作“”。常见样式有豆形，特点是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圆形底座，似豆；底座制成雁足，称雁足灯。灯盘边有把，自名“行灯”。还有人形灯、动物形灯、火焰状灯以及树形灯等等。
熏炉为古代焚香所用，1981年陕西兴平西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出土的铜鎏金银竹节熏炉，自名为“熏炉”。使用时，把香料放在炉内点燃，香烟通过盖上的镂孔冒出。汉代熏炉最常见的形式为博山炉，“博山”为海上的仙山，因炉盖上雕镂成山峦形，故名。力士骑龙托举博山炉，造型奇特，极具艺术想象力。此外，还有动物形熏炉。
铜镜和铜带钩在生活中使用普遍，遗存至今的实物非常多。铜镜图案在西汉早期仍沿袭战国时期的特点，如蟠螭纹、连弧纹、山字纹等。增加了一些铭文装饰，如吉祥语“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大乐贵富，千秋万岁”等等。武帝至西汉晚期有星云纹镜、车马人物镜、四乳四虺镜、日光镜、昭明镜等等。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出现了规矩纹镜，纹饰形象与六博棋盘相似，又称作“博局纹”。规矩纹镜内常配以四神和鸟兽图案，并有十二辰铭文和一些神仙内容。这类纹饰的出现与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有关。鸟兽规矩纹镜一直延续到东汉。东汉铜镜形体普遍加大，镜面微凸，出现了浮雕式的画像镜和神兽镜。画像镜多饰人物故事，神兽镜铸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和各种灵兽。东汉晚期出现了“长宜子孙”、“君宜高官”等吉祥语镜铭。
汉代制镜还体现了当时科技的发展，如西汉中期出现了一种“透光镜”，镜铭多有“日光”、“昭明”字样，日光或灯光照射镜面时，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像。据研究，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镜面与镜背产生相同的曲率所致。
带钩的形体一般较战国时长、粗一些，许多都有细腻的错金银、嵌松石或鎏金装饰，有的还嵌有水晶。近年出土的汉代带钩有鱼形、凫形、虎形等形状，这种富有情趣的动物形带钩在此前较为罕见。
铜釜、熨斗等也是这一时期较常见的生活用器。
一些边远地区的青铜文物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多样性。故宫收藏的众多透雕青铜牌饰与近年内蒙古、陕西、宁夏、吉林出土的考古资料可相互印证，同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匈奴与东胡等族的制品，这些动物纹铜牌饰充分反映了草原文化的特点，有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牌饰图案有人、马、牛、羊、豕、虎、豹、犬、鹿；有些还表现了野兽奔逐和咬斗的场面，如虎扑马、狗咬马、虎噬鹿、双蛇咬蛙等等。这些动物牌饰的内容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
西南地区的铜鼓很发达，除用作乐器外，也象征着权力。铜鼓的分型，按地区主要有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鼓面和鼓身上常饰有太阳纹、云雷纹、翔鹭纹、竞渡纹、羽人纹以及细线的几何图案等等。云南古代滇民族的贮贝器、各种扣饰等对研究滇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很重要。
3、铜镜发达的魏晋隋唐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从总体上看是青铜器的衰落时期，但青铜造像和铜镜铸造却很发达，特别是唐代铜镜发展到历史的最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制品在种类上主要沿袭两汉以来的品类，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衰微。铜器种类主要有：釜、斗、酒樽、砚滴、盘、洗、、唾盂、铜镇、铜镜等。
铜釜有扁圆腹圜底的，还出现了圆鼓腹平底釜，如太康三年釜，为西晋国家机构“右上方”所铸。北朝鲜卑族所用的炊食器铜，造型别出一格，特征是长圆腹，二直耳，圆底下有较高的圈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辽宁北票和朝阳、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均有出土。斗此时最发达，多做成圆形瘦高体，三足，龙首或凫首。南北朝的斗在口沿一侧常有流口。铜酒樽的形制较汉代有一定的变化，圆形腹变为长筒状腹，西晋太康十年樽是典型作品。铜洗、铜基本承袭汉代作风，有的铜洗在底下附有虎状短足，有的在内底有“长宜子孙”铭文。雁足灯是三国两晋时期青铜灯的重要形式之一。铜熨斗流行，如江苏镇江梁太清二年窖藏一次就出土熨斗4件[6]，可见使用的普遍性。铜砚滴和铜镇等小件器多做成兽形和龟形，既实用又有艺术性。有巧匠将镇做成蟠龙状，通体用金错以云纹、圆圈纹，设计巧妙，造型新颖。
铜镜铸造业很发达，镜面微凸，圆钮座边上的柿蒂形叶更加延长，有的甚至延到镜边。图案内容主要沿袭东汉以来的神兽镜和画像镜。神兽镜有横列式和圆转式，这种高浮雕的铜镜主要产自三国时的吴国会稽山阴和湖北鄂城。许多铜镜有纪年铭文。画像镜题材主要是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画像镜，也有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画像镜。西晋还流行四叶四凤和四叶八凤镜。
隋唐时代的青铜铸造业由官方手工业部门“少府监”下设“掌冶署”负责，表明官方监控很严格。这时青铜制品的种类和数量虽然不多，但铸镜业相当发达，有些铜制品很精致，小件的铜鎏金器较多。
青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食器、水器、酒器，主要有斗、碗、勺、箸、罐、壶、瓶、杯、盘、洗、，乐器有钟、铃、钹、锣，最大量的是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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