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邹韬奋的最后岁月
作者：陆茂清
苏中区敌我势力犬牙交错，盘踞在据点里的敌人常出来骚扰，随时有战斗发生，军政机关常突击转移。粟裕特别照顾邹韬奋，调拨了一匹战马给他，以利行动。他不怕摔跌，很快学会了骑马，而且熟练自如，每次都能迅速安全转移不掉队。由是他欣慰地说：“我这个笔杆子已能和枪杆子结合了，已经成了‘准新四军战士’。”
三仓地区的形势紧张起来，12月下旬，邹韬奋转移去了南通西边的骑岸镇，前后住了半个多月。在这里，他应邀向苏中行政专署的机关、学校、“抗联”以及文化团体作了多场演讲，以亲身体会，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和日军暴行。又为根据地的《江海报》写了“新年特刊”，还给办报人员作了采访、编辑、撰稿的经验之谈。
中耳炎又发了，痛疼得比以往厉害，有时一天劳累下来，痛得话都不好讲，但仍是每晚忙碌到深夜。陪同的专署文教处长刘季平劝他不要加夜班了，他辞谢说：“根据地的新鲜事物太多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常言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实不敢让一刻闲过。”
带病考察“接见”伪总指挥
粟裕接到华中局与军部指示，欢迎邹韬奋去盐阜地区考察，然后从那里赴延安。
邹韬奋进入根据地后，一直盼望拜会仰慕已久的陈毅，又为早日前往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于是抱病启程。临行前与陪同调查采访的刘季平讲了在苏中区的观感：“苏中军民的英雄斗争，使我深受鼓舞教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抗战必胜的信念倍增，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会亡。”他还恳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先前在武汉、重庆时，曾两次向恩来先生请求参加共产党，恩来先生高瞻远瞩说，你现在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较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如今，我是国民党的通缉对象，已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了，希望能考虑我的要求。”刘季平表示，一定将他的意愿转达党组织。
1943年一月，邹韬奋由粟裕派人护送，头顶凛冽寒风，脚踏冻土积雪骑马北上。至阜宁东边新四军3师师部孙河庄时，师长黄克诚热情接待又挽留：“日伪将对苏北发动“扫荡”，先在这里小住，待形势好转了再走。”他笑呵呵地答应：“服从命令听指挥。”
邹韬奋置病痛于不顾，兴致勃勃开始了在孙河庄一带的考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对此，名记者范长江的文章中，有生动而感人的记载：“那时他已经得了严重耳病，经常头痛。时正值日寇与国民党匪军配合起来进攻新四军，苏北战局十分紧张，部队行动频繁。他带病行军，每到一处，当地的部队和群众，总是热烈欢迎他演讲，他总是有求必应，在野地里，在阳光下，热情充沛地赞扬解放区的光明，与深恶痛绝地揭露敌人的罪恶。对于光明的爱，对于人民的爱，使他忘了疲劳，忘了严重的病症……”
邹韬奋到根据地后，不少人慕名拜访求教，他都热情接待，毫无架子。一次，有个伪营长，托“白皮红心”的伪保长送给他一封信，信中大意谓：我曾是邹先生的忠诚读者，为了养家糊口入了歧途，但请您相信我的爱国之心未泯，今后一定有所表示，今天特向您——尊敬的邹先生表明心迹。
敌情的变化与斗争的需要，新四军军部从盐城迁去了临近安徽的盱眙，陈毅等不及客人到了，派人前来说明情况，表示歉意。他知邹韬奋是南方人，不太适应北方的寒冷，特地请老裁缝做了件羊皮袄，送给他御寒保暖。邹韬奋至为感激：“非常之感谢陈毅将军的关怀，来日方长，总有后会时。”
邹韬奋与陈毅虽然未曾谋面，但对陈毅的文韬武略早有所闻。到根据地后，又听到了许多关于陈毅的感人故事，愈生敬佩之心，当4分区专员公署文教督导刘谷风请他题词留念时，他抄了陈毅的《卫岗初战》诗以赠，说：“这是陈军长用血写的光辉战史，不是我用书法可表达于万一。”
日伪的“扫荡”进入高峰，邹韬奋因耳病加重，随部队行动不利而又不便，黄克诚师长决定，把他送往阜宁的杨庄隐蔽养病，住在开明绅士、参议会副议长杨芷江家中。常言道，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杨家来了客人”的消息传了出去；还有人认出，这客人就是大名鼎鼎“爱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由此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忽一日，伪涟阜灌沭四县联防总指挥徐继泰，前呼后拥开来杨家庄。奇怪的是他把部队留在村外，连勤务兵都不带，独自一人进庄到了杨家，连喊“杨老师在家吗”？他早年曾受教于杨芷江，故称杨为“老师”。
杨芷江不能回避了，硬着头皮出见，将他迎进客厅。徐继泰问候过后话锋一转：“听说救国会的邹韬奋先生在老师家里，专程至此，想见见他。”杨芷江暗暗吃惊，矢口否认，徐脸呈不悦之色，递过手枪：“老师太不相信人了，这样吧，你把邹先生叫出来，我若对他有非礼的话，就把我一枪崩了。”
杨芷江唯恐上当，也不接枪，只是说邹韬奋不在。徐继泰就是不相信，嚷嚷见不到邹韬奋就不走。
在里屋的邹韬奋听得分明，他不忍让杨芷江为难，又担心杨芷江受到伤害，毅然拉开门走了出来，朝徐继泰一点头：“我就是你要见的邹韬奋，如要抓捕，马上跟你走，但不要怪罪于杨先生，是我请求借住他家的。”
徐继泰又惊又喜：“邹先生说哪里的话？当年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说，还读过您的文章，有传先生在此，非常想再见先生一面，机会难得呀！”
听其言，观其行，邹韬奋判断他无歹意，便向他宣传世界反法西斯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好形势，分析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叮嘱他做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军人，伺机弃暗投明，将功补过，给自己留后路。
徐继泰点头应承：“奉命曲线救国，实出无奈，邹先生的教诲我记着了。希望邹先生以后写文章时，不要骂我是汉奸。”
邹韬奋答应说：“只要你有实际的抗日救国行动，我不但不会骂你，还要把你当做白皮红心的典型宣传。”
杨芷江趁机要求徐继泰，不得泄露邹韬奋的行踪；约束所部不来方圆十里内骚扰，不要伤害老百姓；争取早日反正，立功自赎。
徐继泰点头称是，敬礼告退。
重返沪上确诊为不治之症
邹韬奋的耳病日趋严重，人也日见消瘦，黄克诚闻讯后，至为不安，请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为他诊治。老中医确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初步结论是癌症，建议及时去大医院手术，不然恐有生命危险。黄克诚立即电告陈毅，陈毅指示：对邹先生的病情严加保密，送他回上海全力救治。
邹韬奋回沪治病的行期定在反“扫荡”结束之后，为的是确保安全。为此，先把他转移到大丰县的斗龙港。
在斗龙港，传来了反“扫荡”胜利的喜讯，邹韬奋忘了恶病在身，与根据地军民一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说：“我到根据地后有两个最深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忠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团结他们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使各界人士普遍参与政治生活，热烈拥护革命政府和新四军，这是反‘扫荡’胜利的原因所在。我十多年来为民主政治奔走的信心更坚定了，我要把苏北人民反‘扫荡’的业绩写出来，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全部写出来。”
要离开根据地回上海了，韬奋恋恋不舍地说：“这里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多年来我所向往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了现实。本想再到延安好好学习，岂料事与愿违，为病所累，暂时难以成行了，但愿早日病好，尽快去陕北。”他还写信给陈毅道别，对到根据地后受到的盛情接待诚挚感谢，由衷表示：返沪治愈耳病后，再来苏北奔赴延安，以遂夙愿。他在信中称赞统一战线的成就：今天我真正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生死之交。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敌人动用了这么多的兵力，新四军与各界同胞，包括地主资本家团结一致，互相保证，坚持不懈，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的伟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