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邹韬奋的最后岁月
作者：陆茂清
1943年3月底，邹韬奋抱着深深的遗憾，踏上了回上海的路。先由黄克诚师长派人把他送到1师，再由1师师长粟裕选派4个身强力壮的新四军战士，送他到天生港，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船上的水手中有自己人，负起了看护之责，他们为使邹韬奋减轻颠簸带来的痛苦，搭起了吊床让他躺着。
邹韬奋秘密回上海后，仍住在陈其襄家里。上海地下党遵照华中局与陈毅的指示，研究敲定了治疗方案，请《生活周刊》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出面，约请靠得住的红十字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穆瑞芬医师，为邹韬奋做了详细检查。
检查结果令人痛心，确是癌症！除了手术外，别无更有效的方法。
上海时时处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即使是医院，也常有特务、宪兵出没，故邹韬奋入院手术，必须在高度保密下进行。地下党派人前往杭州，通过关系，以重金从警察局、宪兵队为他买得了一张假居住证，证件上的姓名是季晋卿，身份为经营百货的商人，住杭州菜市桥23号。入院手术必须有家属签字。当时邹韬奋的家眷隐藏在桂林，无法及时赶来，于是由陈其襄以亲戚和“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双重身份签名具保。
长时间病痛的折磨，加之忘我工作，邹韬奋身体十分虚弱，穆医生嘱增加营养，滋补身体。经月余调养，他的体重有所加重，气色也有好转，便以“季晋卿”的化名，住进了红十字医院的特殊病房。
5月间，由穆医师主刀，为邹韬奋施行手术，经两个小时，总算顺利完成。但据穆医师说，患部的神经结构非常之复杂，给手术增加了不少麻烦，是否有癌细胞遗留及神经损伤，实在没有把握。为防残留有癌细胞作祟，穆医师为邹韬奋安排了镭锭照射。这比开刀还难过，不良反应太严重了。他咬牙坚持，承受了恶心、呕吐、乏力、吃不下、睡不着等巨大痛苦，硬是挺了过来。
手术与化疗，使邹韬奋的脸型变了，右半个脸变得尖削，头颈也向右歪斜。陈其襄等无不为他难过，他却不介其事，不无风趣地说：“敌人到处在搜捕我，这一变变得好，与以前判若两人，他们认不出来了，今后正可独来独往，再也不用化装了。”
夏末秋初，新四军特使徐雪寒，奉陈毅之命来了上海，了解邹韬奋的治疗情况并致慰问，还带来了一笔治疗费。邹韬奋感动而又感激，托徐雪寒转告陈毅：“非常之感谢，我死也要死到抗日根据地去。根据地本就很困难，怎好意思用你们的钱呢？以后不要再为我花钱了。”
与病魔斗临终心系国事
痛哉！穆医师不幸而言中，邹韬奋的癌细胞未彻底切除，又成病灶，耳朵里又淌脓水，头部疼痛不止，痛得厉害时情不自禁呻吟翻滚。穆医师只得给他注射麻醉剂。至9月间他已骨瘦如柴，不能起床了。
国民党当局又搞摩擦，调集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重病缠身的邹韬奋依然心系国事，时刻关注着抗日救国的前途，得悉这一消息后，愤不能寐，于10月23日在病榻上写了《对国事的呼吁》，表示了对“内战危机系于一发”严重时局的关切：“我正处在长期惨苦的病痛中，环境的压迫和重病的折磨，都可以用我坚强的意志与之抗争，还能泰然处之，但每一念及祖国的前途，则忧心如捣，难以缄默。”他以犀利的笔锋，历数当局“企图中途停止抗战，施尽一切阴谋诡计破坏团结，危害国家，毒害人民”。文章的最后，邹韬奋大声疾呼：我个人的安危早置之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之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局，保卫祖国。
在前线的陈毅，得知邹韬奋病情恶化，至为不安，于1944年春再派徐雪寒潜赴上海看望慰问，又带去了一笔治疗用钱。邹韬奋握着徐雪寒的手，以凝重的神色说：“徐先生是代表中共组织来的，要求中共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如果合乎标准，请接纳我为中共党员。”
由于穆瑞芬医师的尽力救治，邹韬奋的病随着1944年春回大地略有好转。趁此机会，他决定把遭国民党与日伪迫害6次流亡的经历，写成《患难余生记》。
陈其襄极力劝阻：“先生已病成这个样子，切莫再费神劳力，待康复以后再说吧。”
“康复难矣！我自知病入膏肓，余日无多，再不抓紧，更待何时？”邹韬奋心情激荡，神态坚毅，“我不怕死，要与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刻。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千百进步知识分子共同苦难史，一定要趁这有生之日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自此，邹韬奋坚持着在每天早饭后，在病床上做起了“日课”，背靠用被头垫叠的靠背，胸前横跨着一张特制的矮脚方桌，全神贯注写了起来。因右眼红肿痛涩用纱布罩住，写字时更显吃力了，他不为所难，咬着牙写啊写啊……
陈其襄等既感动又老大不忍，无数次劝他保重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执拗地说：“上帝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应特别的珍惜，能多写一点就多写一点，写得入神了，倒可忘了病痛。”
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及两个孩子，从桂林秘密来了到上海，见他被折磨成这副样子，不禁哭了起来。他笑着劝导：“莫哭莫哭，这一哭不就是向敌人示弱了吗？”
邹韬奋写字时，右眼不时有眼泪淌出，夫人为他揩抹，跟着伤心落泪。邹韬奋反过来给她抹泪：“你不要看到我淌眼泪而难过，我的眼泪不是悲痛的表示，只是痛到最难受的时候，用眼泪来与病魔作斗争。我要尽快把要说的话全部写出来，争取在生命完结之前，将《患难余生记》送到读者手里，接下去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哪。”
至为可惜的是，邹韬奋的病情再度恶化，第三章尚未写完，就不得不搁笔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患难余生记》，只写到第3次流亡仅6万余字。
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务，似已嗅出了什么，几次幽灵般出现在红十字医院，翻阅病历卡，盘问医生护士，还传讯了邹韬奋手术的穆瑞芬医师。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得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敌变我变，地下党让邹韬奋出院，转移去原“生活书店”职员毕青的家，藏身亭子间里。
一旦离了医院，治疗就大不方便了，邹韬奋的耳朵里不断流淌脓血，右眼失明，疼痛从头面扩展到了上半身，麻醉剂的作用越来越小，每天须打五六针。
为挽留邹韬奋的生命，地下党决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重入医院。红十字医院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能再进，曾耀仲医生甘冒全家性命的危险，把他接进了自己开设的私人诊所。曾医生倾其全力救治，怎奈邹韬奋的病已是晚期，又设备不全，故而药石罔效。
6月1日深夜，邹韬奋忽然晕厥数分钟，苏醒过来后，对夫人说：“趁着现在神志还算清楚，想留下几句话。”
沈粹缜当然明白丈夫的意思，眼泪夺眶而出：“先生的病会好的，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不要悲观。”
邹韬奋显得十分平静：“死，对于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并不可怕，只是临死之前，于国事、家事有话要说，应当有个交代。”
遵照邹韬奋的意愿，沈粹缜约请了在沪上的几个亲友，连同陈其襄等人，为他笔录了口授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游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疾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长子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究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俱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