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萧军百年祭（连载三）
作者：彰无忌
熊熊大火在燃烧，红卫兵的暴行在继续，事态还在向不可预知的情况发展，连那些操纵者也没想到红卫兵会下如此手狠。炽热的空气中充斥着蚕丝的腥味，龙袍凤帔化成灰烬，泛起蓝绿的光，在大成殿上空升腾。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包围圈，看见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而又没听到一声告饶，一声叫痛。他暗暗叫苦，实在忍无可忍了，走到门卫处拿起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来制止。值班副局长回答：“对不起副市长，我们接到由谢副总理签属的命令，《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国子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干涉。”副市长又拿起车载机，这是遇到危急时呼叫军队支援用的。北京军区的回答更简单：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无能为力的副市长只好利用自己的余威，指示文化局革委会的人一步也不能离开，盯着，保证事后将每个人送回家。
火堆终于熄灭了，“牛鬼蛇神”们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个个衣衫破烂，浑身伤满脸血。萧军首先想到的是大病初愈的老舍先生，抬眼望去，发现老舍正望着他，眼镜片后闪着异样的光，脸色煞白。傍晚，老舍被单独拉回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继续遭受毒打。直到下半夜，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老舍才被夫人胡絜青雇三轮接回家。第二天，即24日一早，老舍像他创作的不朽名著《茶馆》里的王老掌柜那样，和小孙女说一声“再……见”；像《四世同堂》中祁天佑被日本人穿上白布红衣的坎肩游街后那样，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老舍带着北京市劳动模范奖章，手握一卷手抄毛主席诗词，投入德胜门外太平湖。此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想像印度泰戈尔那样，将文学奖授于另一位东方大国的“文圣”老舍，后因人已故而作罢。一天后，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市文联老舍投湖自尽。在太平湖边的柳树干上，整齐挂着老舍的上衣，从中发现工作证，确定了湖中淹死之人。法医验尸，老舍头上、脖子上、胸上、手臂上，都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67岁的老舍先生最后的证明信是这样写的：“我会（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东郊火葬场依照现定，大炉熔炼不留骨灰。
萧军从国子监回来，革委会没让他回家，囚押在文化局后院，暂时避开红卫兵的“狂轰滥炸”。就在这几天，北京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生产大队的农民红卫兵，先后打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6人。全北京市如何，可想而知。
直到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经中央同意，才下令禁止打死人。周总理听了国子监事件的汇报后，立即指示秘书长周荣鑫：“国子监事件中一些红卫兵超越了常识，自负的冲动，摆脱了一切理智的束缚，必须坚决制止。”让秘书长设法利用军队、公安之外的力量，防止暴行在北京蔓延。周荣鑫找到一些干部子女，由北京“八一学校”牵头，联合31所中等学校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周恩来出席了成立仪式。接着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等纷纷成立，试图收敛红卫兵的行为，防止游击性的外地红卫兵赴京闹事。同样这几天，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在与北京及甘肃、陕西、湖北等省市公安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犯错误。”中国有了打死人不偿命的理论。
也就在这同时，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长章士钊的一封信。章士钊在信中写道：“以钊荛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主席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根据主席意见，因势利导，从惨烈的揪斗现场、处于围攻下的讲台和正剃阴阳头的剪刀下保护了一大批人。在他增添的名单中除章士钊外，还有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国民党起义的高级将领李宗仁、傅作义等等。“悟时岁之遒尽分，放旷乎人间之世”。周总理好人也。
8月23日深夜，萧军一直未归，王德芬沉着地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萧军早晨临出家门嘱咐：“如遇什么不测，要立即向毛主席、总理报告！”于是由萧耘主笔写明事情经过并希望火速制止。我们一起先到国务院接待站，接待人员看见萧耘带血的上衣，立即请来一位负责人，他听了情况后说：“舒乙（老舍的儿子）已来反映过这件事，已经报告给总理办公室，请你们等候。”接待站外的饭店都按红卫兵的命令更换了字号，“老正兴”叫“老百姓”，“宏宾楼”叫“八角楼”，“东来顺”叫“东方红”，主食为混合面馒头、白菜豆腐汤。
王德芬领着孩子们在接待站外饭店就餐，她低声对我说：“无忌，你在大学，看能不能见到中央首长，有一个情况要反映。看来姚文元要过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狄克，就是张春桥，就够你伯伯呛了，加上姚文元，那就雪上加霜。”“怎么呢？”我不解地望着大娘。“姚文元的父亲姚逢子也是30年代左翼作家，你伯伯挺喜欢他的作品。突然有一段时间，姚蓬子消失了，伯伯就写信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1934年11月12日给你伯伯的信上写这样一段话：‘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养她……’‘转向’就是叛变，投奔了国民党。11月17日鲁迅先生写给你伯伯的信中还说：‘蓬子的变化，我看只因为他不愿坐牢……’姚蓬子的这段历史桎梏着姚文元，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可以命令修改国民党的档案，抹杀历史；连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联合选编的《鲁迅书信集》中也匪夷所思地变成省略号。然而，咱们保存的鲁迅真迹铁证如山，他们很可能追查。荒唐的事出得太多，不得不防。这里有一封信，你设法交给中央首长。”说着递给我一封信。“我要小心的！”我郑重地应允，感到事关重大。
我揣着大娘交给的信去北京大学，因为前一段中央首长经常去那里看大字报。北大校园像个舍粥棚，杂乱无章，红黑两色的大字报一直贴到楼顶。校内林阴大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几步就围一个场子，或高声辩论，或传递消息。最令人惊悚的一幕是有几个学生在当众烧毁齐白石、王雪涛的画，我想他们不是疯子，就是高考时做了大弊。好不容易找到技术物理系我高中同桌沈巍，因为他爸爸是彭真的秘书，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我对他说明情况。他说：“找江青阿姨？她除了自己不管任何事，没一次讲话不抬高自己的，没有一次不抱怨的。你得想别的办法！”
于是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萧军提过。人大以调干生为主，为了加强培养，学校规定班级干部一学期一轮换，学生责任心强，有历史使命感，所以文革开始，人大学生保校党委的多，保工作组的多。人大校园情况要比北大好得多，甬路、操场上拉着8号铅丝，大字报整齐规范，但串联学生也不少。我去找校长何干之，他躺在迎门客厅餐桌上，家里人见我进去，惴惴不安讲何校长犯病了，何也配合“哼哼”着。我自恃萧军和他的友谊是真实的，便走到他耳边小声道：“何老，萧军要被人打死了！”“什么？”他神情一抖，抬起头说，“我早料他这个怪人，好受不了。”“萧军有一封信，担心张春桥、姚文元因鲁迅先生报复，想请您将这封信转交中央首长。”何干之一转身坐起来，犹豫了一下说：“我直接送给范文澜，请他转交给周总理。回去你转告萧军，别犟呀！”“何校长，您是不是也出去避一避？”“我不怕，北京市委没领导我，我执行的是毛主席路线。鲁迅先生的信我都读过，《八月的乡村》在延安我还推荐过，他那‘士可杀，不可辱’的劲。非吃亏不可……可他什么时候也不会阿谀奉承呀！”